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各省市相继出台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工作)方案,描绘其政策工具全貌及其使用特征,为政策完善与优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法。研究结果:(1)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为“四维驱动式凌锥模型”,该模型由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耦合而成;(2)“注意力分配—职权责明晰—有序化运作—积极性调动”是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使用逻辑,立足此逻辑有助于畅通耕地保护“最后一公里”;(3)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组合结构不合理、可操作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实质效力不高等问题。研究结论:未来应协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优化组合结构的适配性;细化政策工具操作流程,增强内容要素的精准性;注重政策工具创新变革,培育内生动力的发展性;提升政策工具效力层级,夯实功能发挥的有效性。

基于ChatGPT增强和监督对比学习的政策工具归类研究

政策工具的归类是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和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由于训练数据的缺乏,政策文本相似度高,模型难以学习到足够丰富的特征表示,对它的预测结果缺少置信度,有较高的错误分类风险。为此提出了基于ChatGPT增强和监督对比学习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该方法分为预训练语言模型微调和ChatGPT决策增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ChatGPT大语言模型增强政策文本以增加训练数据数量,结合监督对比学习微调RoBERTa模型,使模型学习到更丰富的政策文本表示;第二阶段使用ChatGPT辅助决策预训练语言模型置信度较低的文本,降低对相似文本的错误分类风险。在数字产业政策工具分类数据集和Tnews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所提方法优于主流的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提升基模型的性能,且在训练样本较少时对基线模型的提升更显著。

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分布特点,探究可优化之处,为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国家层面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开展文本量化研究,构建政策工具和增能理论二维分析框架以探索政策分布特点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政策工具维度中,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工具占比分别为8.93%、47.02%、44.05%;增能维度中,主体、环境和服务增能占比分别为14.29%、48.81%、36.90%。结论: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已成体系,但存在统筹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不够、对老年人主体增能回应不足等问题。从“健全体制机制”“以赋能赋权为核心多样化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助推政策的有效执行。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省域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及建议

对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好进行研究有助于优化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的实践与落地。本文依照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2013-2022年期间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159份相关政策文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计量分析与探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民办高校各类分类管理的政策工具存在操作性受限;针对性、协同性不足;使用结构尚待优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快补齐专项配套政策,提升政策工具的操作性;细化分类管理政策内容,提升政策工具的针对性;优化政策参与主体的协作性,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协同性;优化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增强政策工具的应用与组合等建议。

我国传统优势集聚区医药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分析医药科技人才政策工具使用、注意力焦点及人才需求把握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优化政策结构提供参考。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与ERG理论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并量化环渤海、粤港澳、长三角“三区29市”466份医药科技人才政策。结果表明,目前医药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效力偏低,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目标偏差等问题。建议加强制度化体系建设,引导人才激励路径转向企业扶持,协同政策目标,全面综合运用政策工具。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研究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补齐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短板,对有效提升老年教育的专业化和可及性、赋能老年人的持续社会化以及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从“实践现状”“政策文本”“国外经验”等维度出发,丰富了老年教育供给政策的可选择性,但由于没有重视政策目标的导向和规制作用,易导致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公共政策保障能力的脱嵌。借助政策工具理论,从“政策目标”维度出发,聚焦老年教育供给的“扩容”和“挖潜”,用自愿型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强制型政策工具等三种工具的有机组合,建构老年教育机构准入的引导机制、老年教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机制、以及老年教育供给绩效的评价机制等三项机制,积极破解“准入关”“发展关”“考核关”三大政策问题,以期进一步优化老年教育供给的活力与秩序,更好地实现老年人受教育权的公平和可及。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分析

以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32份省级以上部门发布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构建政策工具类型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主要任务内容的双元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类型参考点多于政策任务内容,反映出政府更注重实际操作和工具的使用。在政策工具类型中使用频次从多到少依次为能力建设型工具、权威型工具、符号与劝诫型工具、学习型工具和激励型工具。在任务内容方面,推动社会组织助力乡村社会治理最受关注,助力乡村经济发展、乡村人才振兴的参考点也较多,但对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方面关注的相对较少。研究结论为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和完善政策任务内容体系提供政策启示,建议引入更多激励手段,关注人才引入和生态振兴,促进乡村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异地就医结算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

应用多源流理论解释异地就医结算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试图回答为什么会发生政策演变、其驱动因素是什么。结果显示,在异地就医结算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中,存在着3种溪流:长期以来,异地就医引发的问题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各级政府部门在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16年“两会”前夕,网络舆情和有利的政治力量出现,推动了直接结算政策之窗的开启。

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构建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江西省63个行政村和616位农村居民的嵌套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LM)展开实证检验,分析信息性政策工具的情感机制及村级自治的跨层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信息性政策工具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消极预期情感增强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在直接路径中,村级自治会削弱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正向作用,即相对于自治水平较高的村庄,自治水平较低的村庄居民对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更强;而在间接路径中,村级自治会促进信息性政策工具对消极预期情感的引导作用,进而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据此,建议筑牢预期情感基础,制定信息性政策工具,保持村级自治与信息性政策协同发展,从而激发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推进农村垃圾分类。

政策工具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研究——基于安徽省42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分析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特征和工具,对今后安徽省及全国其他省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优化至关重要。以政策工具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将42份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分析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外部特征和政策工具分布。研究结果显示,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存在政策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主体协同不充分、政策工具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此,建议从丰富和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制度体系、增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制定主体协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3个方面进行改进。

注意力视角下地方政府文旅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对31个省级“十四五”(文旅)规划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分析省级“十四五”(文旅)规划对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注意力的配置及政策工具的应用,有利于从整体上审视省际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进而探究如何促进各省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方法/过程]基于注意力理论视角,以31个省级的“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为研究对象,采用政策信息学理论、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和NVivo12.0软件,结合政策工具分类思想,论述各省级文旅产业政策注意力驱动政策工具的选择应用。[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省际文旅产业的政策注意力配置强度呈现差异化,政策工具设计理念推崇务实化,应用力度彰显非均衡化,实践指向更注重交流合作化。

基于WordBERT和BiLSTM的政策工具自动分类方法研究

[目的/意义]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将其行政理念转为切实行动的手段和方法,是政策分析的重要维度。鉴于当前政策工具分析仍停留在手工分类阶段,存在标准不统一、难以复现、规模小、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构建政策工具自动分类模型。[研究设计/方法]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在Rothwell和Zegveld政策工具分类体系基础上,提出基于WordBERT和BiLSTM构建政策工具自动分类模型,以数据治理和数字经济政策数据集为例,自主构建数据集,进行三组实验,验证模型优劣。[结论/发现]研究结果表明提出的政策工具自动分类模型效果最好,准确率达到73.91%,为繁琐的政策工具分类提供了一种相对高效的自动分类方法。[创新/价值]针对政策工具自动分类这一学科难题,提出利用无监督表示学习和有监督机器学习等算法,进行政策工具自动分类,以锻造政策工具自动量化分析新模块。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量化研究——以2003—2021年政策文本为例

[研究目的]大数据时代衍生的信息安全管理问题,使得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政策,消除信息安全风险成为首要问题。开展信息安全管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对完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以2003—2021年中央层面信息安全管理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量化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主体要素和外部特征四个维度,对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展开分析。[研究结论]工具维度,偏重基础型政策工具,缺乏有效规制和引导教育;目标维度,注重物理环境与数据安全,忽视网络系统和应用安全;主体维度,多元主体参与不足,技术与监管发展缓慢。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我国信息安全管理政策的相关建议。

数据分类分级政策演化研究

数据分类分级政策,在数据流通、数据安全、数据共享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其演化趋势,有利于发现政策的潜在短板并弥补不足。文章选取“Wolters Kluwer法律信息库”作为政策文本的数据来源,对提及“数据分类分级”的254个政策文本进行了数据处理和人工编码。文章指出数据分类分级政策目前存在基层政策推动力不足、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营利数据应用难等问题,并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建议,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数据分级分类政策的发展。

我国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工具使用偏好与优化策略研究

自2010年以来,我国部分省域政府已开始着手制订符合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的高校分类发展方案,旨在通过高校分类综合改革,提升区域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以我国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文本内容的主题为纵向维度,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内容”二维分析框架,对21份省域层面的高校分类发展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省域之间政策供给具有异质化特征,劝告型政策工具使用产生过溢现象,政策工具组合配置存在明显的错位,政策内容分类供给呈现结构性失衡。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省域高校分类进程,未来政策供给应促进政策设计科学系统,完善省域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支持;重审劝告型工具二重性,强化省域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约束;优化政策工具配置结构,提升省域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实效;均衡政策内容有效供给,健全省域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体系。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研究——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深度合成已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和技术趋势。采用NVivo12软件对我国30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在深度合成治理政策体系中,引导型、赋能型、治理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相互协作、补充,共同构建一个综合高效的框架。然而,当前我国深度合成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安全标准不够健全、技术支撑力度不足、制度供给有限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首先,制定更加完备的安全标准,填补赋能型政策工具的标准体系。包括统一深度合成技术安全属性的度量标准,强化深度合成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并积极推动安全标准的试点实践和前瞻性研究。其次,积极推进技术建设,增强治理型政策工具的技术支持。通过深度整合多种技术,建立可信的标识体系,优化技术研发环境来实现。最后,扩充制度供给,丰富强制型政策工具的监管方式。试行监管沙盒机制和探索建立算法可信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步骤。通过综合实施以上举措,有效解决深度合成治理中的核心问题,确保该技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性,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用户的权益。

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差异的表征和逻辑——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供给存在差异和变化。基于社会表征理论,本文整合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方法,以2015—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文本数据,分析其治理过程中注意力差异化分配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从注意力差异的结构化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选择侧重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工具具体内容选择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2)从注意力分配差异的成因化视角来看,情境回应逻辑和价值选择逻辑通过政策和社会情境回应、理念宣传和需求推动等方式,作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3)从注意力差异化的动态变迁来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从单一维度向组合运用转变,以注意力传导—嵌入、注意力正向反馈和注意力持续,呈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注意力差异化分配的样态。本文将社会表征理论纳入公共政策研究视域,以政策工具的供给与组合表征注意力分配差异,进一步丰富了注意力分配研究,并从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回应社会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全国各地生活垃圾产量持续走向新高,且依旧呈现上升的趋势,各地生活垃圾末端处理压力巨大。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普遍对周边生活环境的质量有了更高的需求,促使政府必须构建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被视为解决生活垃圾污染环境、促进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关键之举,在我国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其执行过程是关键因素。为此,以我国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对现行政策工具进行了梳理,系统分析了我国垃圾分类政策工具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对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新模式,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和资源回收是非常有必要的。

数字性政策工具何以赋能乡村建设?——基于罗斯威尔和泽格菲尔德分类框架的建构分析

建设数字乡村,是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层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有效的政策工具予以支撑。通过分析已有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发现罗斯威尔和泽格菲尔德政策工具分类框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它分类方法的局限,有效服务数字乡村建设。在罗斯威尔和泽格菲尔德政策工具分类框架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性政策工具框架,包括:助力于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资源服务提升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助力于拉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型政策工具”,助力于营造农村监管制度体系良好氛围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以及助力于综合协调打造数字技术应用平台的“综合型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