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助力资政育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整理与利用实践

开展红色文献研究,能够助力资政育人、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首先,通过健全目录、与专家合作、开展专题研究等举措,对红色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与利用。其次,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了红色文献平台,其设计架构包括资源层、功能层、服务层,同时聚合多家图书馆书目,提供电子全文,聚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将进一步弘扬红色精神谱系,优化红色文献平台,创新红色文献宣传,保护红色文献载体,进一步提升红色文献整理与利用水平。

“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学理与挑战

历史看待近年来开始活跃的“红色文艺”概念,还处于意义建构期,直接将之运用到文艺史研究中势必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如果将“红色文艺”具体化为“红色革命文艺”,它所包含的整体性视野,对于重新审视其内部相关文艺现象的概念命名、源流关系,它们与中国古代文艺传统、外国文艺传统和“五四”文艺传统的关系,还有文献整理中的问题,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以具体时段划分后的“红色革命文艺”研究,在概念命名上并不严谨,对整体源流关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在与相关文艺传统关系的梳理上缺乏说服力,相关文艺梳理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与研究界缺乏整体视野有密切关系。在更大的视野上,“红色革命文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关于“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民族-世界”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结果,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突破,进一步深化对“红色革命文艺”历史的认识是关键点。

继承百年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专家笔谈

谢黎萍指出,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开发利用,一是要夯实红色基因库,守牢宣传主阵地;二是要探索多元深度开发,追求迭代持续发展;三是要打破区域条线壁垒,追求协作互利共赢。程焕文指出,明确红色文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进一步推动红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和关于学好"四史"的重要指示精神,文章将红色文献界定为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一切文字记录和图像与录音资料。苏智良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开放、红色文献整理和利用,取得历史性成就。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食粮,须臾不可缺少。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应大力推动档案史料的数字化工程,从而推进革命史的研究。武茂昌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留下的红色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搜集、保护、利用好这些红色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坚持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方向,充分认识红色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对红色文献的管理水平和保护力度,让红色文献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衣永刚指出,红色文献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最真实和最直接的记录资料,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开展党史研究的最重要依据,更是我们借以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载体。开拓红色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国际视野,用红色文献向世界讲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故事。加强红色文献国际传播研究的针对性,用红色文献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故事。借助多语种语料库等平台提升当代红色文献传播的全球话语能力,用红色文献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故事。范玉刚与崔文斌指出,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刻,急需加强对红色经典文献极其版本的研究。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诸多版本广泛地在世界范围里传播,加强其版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厚植红色文化的底蕴和根基。徐雁指出,经历了20世纪种种政治风暴,战争烽火和社会大动乱幸存于世的"革命历史文献",早已被海内外图书馆界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藏对象。"革命文献"可分为"革命历史文献""革命地方文献""革命禁毁文献",其中禁毁文献是极为独特的文献资源。针对这些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有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这些文献的数字化加工拓展了其研究价值和范围,有着重大意义。马静指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依托"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开展红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在业界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未来将继续凝心聚力,推动此项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地域根植性红色文献开发模式应用研究--以丹东地区为例

以丹东地区为例探讨通过地域根植性的红色文献整理与开发实现红色文化有效传播,产生更高社会效益的可行性,阐释红色文献内涵、特点,从政策、经济、技术等方面分析红色文献开发意义,并提出红色文献的开发路径、服务方式与应用模式,为同类红色文献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校勘四法”在唐碑整理中的运用

唐碑有幸留存至今者,多已剥蚀,难以识读。在碑刻文献整理过程中,可借助于前代拓片和释文,辨拓本之优劣,校释文之异同。而陈垣所倡"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唐碑整理同样有效,以此来进行校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唐碑的原貌,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揭示唐碑文献的真实内容和详尽的内部形体、制度等。四种校法各有优劣,宜综合运用,以复唐碑文献之旧观。

论红色文献校勘整理的素养——以《〈红色中华〉索引(1931年—1937年)》为例

《〈红色中华〉索引(1931年—1937年)》第一次对红色文献《红色中华》的标题进行分类并加以整理,其首创、其意义都值得称道。索引本提出了分类体系、文字处理规则并能大体遵循,但未能一以贯之。针对索引本存在的整理问题,本文论述了红色文献整理的红色文化素养、专业知识素养、精益求精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等必备素养。本文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