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杜甫《春日忆李白》的“渭北”辨析

对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渭北”的注解存在“长安”与“咸阳”的分歧。通过考证诗歌的创作背景推断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春天,与那年杜甫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时间相距不久,故“渭北”指长安。此外,用“以杜证杜”的方法,结合杜甫《社日两篇》其二的诗旨诗意,能侧面佐证“渭北”指长安。使用“渭北”指代长安是唐人的行文习惯,究其原因与秦汉时期关中的都城建制历史有关。明确唐诗“渭北”指代长安的事实,可以为分析唐人认同渭北等同于长安的空间认知提供帮助。

皮里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李杜优劣论发微

《四库全书总目》对李白、杜甫的评价是其诗学观的体现,但由于目录书志的体例限制,这些评价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提要之中。《四库全书总目》表面彰显李杜并尊的诗学观,又隐晦地对李白诗歌成就进行弱化,并表现出鲜明的“崇杜”倾向。这种叙述策略一方面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公允折衷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代官方的“文治”教化思想。

浅论李白、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

李白、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双子星座,二人诗中不乏酒的素材和意象。从李杜二人诗歌中酒意象出发,深入探讨李白和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之处,了解李、杜二人的生命境遇和人生体悟,进一步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诗酒文化。先是明晰了酒意象的定义与特点,随后,就李、杜诗中的酒意象展开比较,如酒的品类,李白诗中多见清酒,而杜甫常写浊酒;又如搭配方面,李白的较为多元,杜甫的则更为单一;还有情境方面,李白以独酌命名的诗较为丰富,而杜甫相反;以及情感指向方面,李白饮酒多为己,而杜甫醉酒则更多是为国为民。最后,评析了二人诗歌中引用酒意象的部分,揭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此研究有利于大家进一步理解李、杜诗歌中酒意象的不同风格及文化内涵。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李白、杜甫二人诗词的创作地点及诗词文本描述地点为空间信息,借助ArcGIS软件平台,分别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法对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李白、杜甫诗词空间信息中创作地点及描述地点均为聚集分布,但在聚集程度与聚集中心方面存在差异,杜甫诗词空间信息比李白诗词空间信息聚集程度更高;李白诗词创作地点表现出"两线五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杜甫诗词则呈现"两线六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描述地点均继承各自作者创作空间的核密度中心,但李白诗词体现出更多核、更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李杜二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及政治经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李白、杜甫诗词中涉及到的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诗人有更深度更全面的认识研究,也有利于读者们对李白、杜甫有更理性的解读与思考.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安史之乱爆发,李杜抱着辅佐明主、救济苍生的崇高理想,追求建功立业、扫平世乱,却因无意之中介入肃宗朝最高权力之争,分别遭到贬谪弃置、牢狱之祸,酿成他们生命的悲剧结局。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人才的本质。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宋画中的唐代诗人图像及其文化内涵

唐代诗人形象及诗句是宋代绘画的重要题材,而宋代绘画则参与着唐诗的评价、阐释和传播。宋画对于唐代"诗佛"王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表现,抓住了唐代诗歌审美的三个重要维度,即释之禅意、道之仙侠和儒之忧患,也揭示出宋代绘画创作和文学史的高度契合。宋人对于"看云"意象的描绘,突出了王维诗歌的核心意象——"空",并将之直观化。而中国艺术史上的李白和杜甫的经典形象与图式也在宋代得以巩固。宋人对于柳宗元"寒江独钓"意境的描绘,显示了宋人对于荒寒意境的推崇。相对于其他西方语言,汉语本身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汉语诗歌更为广阔的语义空间,为汉语诗歌的图像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

在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1579年刊行之前,梅鼎祚已经刊行过一部卷次稍小的《李杜二家诗钞》。现存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评林》、《合刻李杜诗钞评林》都是梅氏《唐二家诗钞》的衍生另刊本,其题署均系书坊妄题;而该系列选本在称名、卷次、文本上的差异并非全为书坊窜改所致。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曰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李杜与盛唐:一种诗性文化名片的产生

李白和杜甫使盛唐文化名片,闪射出熠熠动人的诗性神采。唯有采取"李杜合观"的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综合考察中国诗性智慧和语言魅力在一个盛世中可以达到何等彪炳千古、震撼人心的力度。后世的李杜优劣论,是以一定的标准裁判无限的诗学智慧所致。宋人在盛唐诗人中发现"圣",在盛唐诗中发现"经"。幅员广袤的中国人文地理,起了潜在的文化基因浸染作用。李白的身上有胡气,他是长江文明夹杂着胡地习气的产物;杜甫的身上有诗书旧家子弟气,是黄河文明间杂着诗书旧家子弟习气的产物。诗歌意象史,蕴含着风尚史和文人精神史。李、杜代表的盛唐,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枢轴时代"。

《红楼梦》引用李杜诗辑考

《红楼梦》对李白、杜甫诗的引用频次均较高,且方式多样,或直引全句,或借用诗句中的词语典故,或化用诗句的意境,或套用句法,或将其与他人之诗句捏合,可谓出神入化,灵动自然。但后40回中的诗词数量大减,引用李、杜诗的频次很低,且粗俗不堪,艺术水准远不及前80回。这或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非出一人之手。

王维诗歌中“盛唐气象”的境象表征

王维的诗歌可谓"盛唐气象"的最精妙诠释。深度考察王维与李杜诗歌的差异,揭示出一个被芜杂现象掩盖着的事实:"盛唐气象"不是特指一种或多种风格,也不是唐人的一种艺术活力或生命精神,而是大唐特定历史时空里的社会本质与时代精神在唐诗中的艺术反映。因此,"盛唐气象"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内容,即要深刻反映盛世社会的本质,客观再现历史进程的真实,生动表现时代情绪的主旋律;二是形式,境界光朗而不纤弱,格调健康而不猥琐,意象明丽而不枯病,语言清淳而不晦涩。盛唐气象,表现在具体的诗歌中,就是盛唐的那种盛大富丽的时代风貌,和谐宁靖的社会愿景,蓬勃豪上的盛世精神,就是"人和世界间稳定的和谐关系"。王维诗与李杜诗都是盛唐的社会反映,李杜反映的是盛唐的下降"气象",王维反映的则是盛唐的上升"气象"。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杜甫与唐代诗坛

杜甫与同时代诗人多有交往 ,并对他们十分推崇 ;同时代人对杜诗却很少称许 ,并有奚落与嘲笑 ;中唐韩愈、白居易、元稹对杜诗作很高评价后 ,多数唐人仍不重视杜诗 ,其集中表现就是今存唐人的十种唐诗选本 ,仅有韦庄《又玄集》选杜诗七首 ,而且都算不上杜诗的上乘之作。多数唐人轻视杜诗 ,既有社会原因 ,也有诗歌发展本身的原因 ,既为杜诗内容所决定 。

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

李白和杜甫难辨日月,共辉大唐。二人都荟萃前贤,而渊源不同,各自分承风骚之脉,正自有日常与风流之异:李白侧重感发情兴,杜甫则侧重描绘家常。李诗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气度风流,一泻千里,为其显著特征;而杜诗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在艺术上千汇万状,笔触更加走向日常。两座并峙的高峰,也构成唐诗的分野,在风流与日常的不同流脉下,对后世产生不同的垂范意义。

李白《大鹏赋》与杜甫《雕赋》比较研究

李白《大鹏赋》和杜甫《雕赋》堪称禽鸟咏物赋中的翘楚,二者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区别。李白《大鹏赋》脱胎于道家特别是庄子的自由主义精神,但主旨却在表现儒家的进取意识;杜甫的《雕赋》基本上是儒家刚正忠勇精神的表现。作为咏物辞赋,两赋是对汉魏六朝赋的继承和发展,吸收了汉赋飞扬跋扈的恢宏气势,又吸收了六朝咏物赋的骈四俪六的手法和体式,并有改造和发展。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体制、思想寄寓等方面他们都对唐代律赋的定型与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