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汉合班教学模式的医学免疫学教学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民汉合班教学模式的医学免疫学教学效果。方法:选取本校2009级至2016级14个专业的9 609名学生(民汉合班前共4 377人,2014～2015至2017～2018学年为民汉合班后,共5 232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比较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至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共8个学年)和民汉合班前后的免疫学期末总评成绩(包括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和及格率)。结果:不同学年的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0. 05); 2010-2011学年的及格率最高(93. 7%),其次为2011-2012学年(93. 0%);民汉合班后的及格率(81. 8%)低于合班前(85. 4%)(P<0. 05);民汉合班后的学年中,期末总评成绩及格率有所提高,2014-2015学年为79. 5%、2015-2016学年为79. 4%、2016-2017学年为83. 3%和2017-2018学年为84. 4%。结论:民汉合班教学模式对医学免疫学成绩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仍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使之成为更加完善有效的教学模式,从而更好地提高民汉合班的免疫学教学效果。

胡汉民立法思想述论

胡汉民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 ,其立法用人思想 ,对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方针、内容、目标、守法及制度立法思想的阐释 ,奠定了国民政府的法制基础。

多元民族文化影响下中国汉族传统服饰的演变

中国汉族传统服饰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北方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每一次服饰的演变提供了不同民族因素的资源和动力。汉民族对异族服饰文化的态度既有和平往来时期的主动接受,也有异族入侵时期的被动接受到逐渐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汉族人民根据本民族习俗和衣着习惯采撷外来服饰中的菁英部分,使传统服饰在造型、功能等方面融汇了多彩的异族因子,形成了多元性、胡汉交融的特色,这是一个由激烈碰撞、慢慢影响到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

遵义汉族白细胞介素6基因-572C/G多态与混合型高脂血症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基因-572C/G多态与遵义汉族混合型高脂血症的相关性。方法用聚合酶链反应产物直接测序分析100例混合型高脂血症患者和100例正常对照者IL-6基因-572C/G多态性。结果混合型高脂血症组和正常对照组年龄、性别、血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混合型高脂血症组血脂指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IL-6基因-572C/G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在混合型高脂血症组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TC/HDLC值在正常对照组组内CC与CG+GG基因型个体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内其他血脂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IL-6基因-572C/G多态与遵义汉族人群混合型高脂血症发病不存在相关性;IL-6基因-572G等位基因不是混合型高脂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汉唐时期北方胡汉饮食原料之交流

汉唐时期,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生活特点。而饮食生活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也就构成了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客观基础,而同处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更为各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是兄弟民族,特别是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饮食原料(汉唐人称之为胡食),纷纷传入内地,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汉唐人民的饮食,成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农业文明,这对提高胡族的饮食文明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因俗而治”与“胡汉一体”——试论辽朝“一元两制”的政治特色

以10世纪为开端,中华民族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北方民族尤其是东北民族,波浪般加入塑造中华民族的进程中,契丹民族起到破山开路的先导作用。在其200年的王朝统治中,建立起一整套"一元两制"特色的政治体制,并为后世王朝所效仿,发挥出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清代部族八旗制度;权力中枢的"军机处";边疆管理模式的"将军"直辖;政治中心二元化的"木兰秋猎";糅合世袭和世选制度的"秘密立储"。军事制度的汉军、绿营等,或多或少都带有契丹王朝政治特色的印痕。因此,可以用"始于辽而成于清"来概括辽朝"一元两制"的历史演变。

窦融治理河西时期的民族政策及相关问题

汉简中丰富的民族史资料对于研究窦融治理河西时期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价值,窦融治理河西时期采取了笼络卢水秦胡等少数民族、缓解与羌关系、积极防御匈奴的民族政策。窦融有关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当时河西内部因素和周边情势的制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

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中央林业试验所的两项合作

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中央林业试验所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曾进行了编撰出版《中国森林树木图志》和调查滇南、赣北森林植物资源的两项合作,合作规划宏大,但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虽取得初效,却未能终了。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从胡文化“汉化”看生态环境的迁移对文化转型的影响

不同文化特质的形成 ,除受政治经济影响外 ,还受特定生态环境的制约。胡汉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应 ,文化的发展一旦脱离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 ,就势必要出现势能上的劣势 。

关于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问题的思考

"胡汉分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政权经常采用的民族政策之一,但是它的发端却起自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所实行的"胡汉分治"政策,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选择,这一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缓解民族冲突,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认同与融合——以代北军人为例的考察

唐代代北是族群交汇的主要区域之一,是了解唐代边地族际关系的重要窗口。以代北为视野,以代北军人为例,从军人的家庭、家族婚姻心理,以及群体意识两方面,可以对唐代代北民间社会胡汉之间的交融关系进行深入考察。

汉魏两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述论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表现在饮食方面,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便十分频繁。其原因当与张骞凿空西域、夷夏观的演变以及胡汉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等不无关系。胡汉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体现出双向性、层次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北朝的婚礼习俗看民族融合

北朝时期,各民族间的通婚频繁,婚礼习俗彼此融合。汉族婚姻“六礼”不仅得到鲜卑统治者的认可,而且在整个北朝社会风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青庐交拜”、催妇上车、新妇乘马鞍、戏新婿、婚礼用乐等呈现“胡化”色彩的婚礼习俗亦广泛流行于北朝社会,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胡服小考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 ,汉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胡服的接纳 ,在思想、政治、文化与形制上均有着不同的显现态度 ,其间或借鉴、或渗透、或冲撞、或消长 ,颇耐咀嚼。

北凉王国与胡汉民族

北凉通过军事征服、授予职官、和亲联姻、羌胡著籍、控驭胡商等方式联合胡汉民族,以敦煌张氏、敦煌索氏、清河房氏、河东裴氏、鲜卑鹿氏、高车隗氏为代表的胡汉诸族在北凉得以凸显跃升。《北魏大沮渠树舄墓志》所载沮渠氏与谢过酋念的联姻,揭示了北凉对地方胡族豪酋的重视。羌胡著籍标志着胡族已完成了从部族成员到编户齐民的身份转换,融入到北凉多民族社会中。吐鲁番沮渠封戴墓中鲜卑形象人俑正是北凉民族交融的展现。

近代汉族女上衣的镶拼形式与结构分析

以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的近代汉族女上衣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典型女上衣中的镶拼形式及结构进行观察和测量,以及对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以近代汉族女上衣中"镶拼"的方式、形状、色质等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入研究近代汉族女上衣结构与镶拼结构之间的关联性特征。结果表明:镶拼结构是以服装廓形为基础,灵活多变;边缘部位的镶拼体现了"十字型,整一性"的原则;镶拼结构在审美和服用功能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彝汉合璧碑研究

彝汉合璧碑是指用彝文和汉文共同镌刻或书写而成的墓碑、纪功碑、修路碑、桥碑等形式的石碑,也有少量的摩崖。彝汉合璧碑最早产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按其形式和内容而言,以较早进行改土归流的贵州和云南两地的碑刻最为多样和丰富。其碑刻的形制和花纹体现出模仿汉族的痕迹,其书写形式出现了借用汉字和汉语读音的趋势。云南、贵州两地的彝汉合璧碑主要有墓碑、功德碑和纪事碑这三种形式。彝汉合璧碑是明清时期彝汉人民在西南地区相互交融、和谐共处、共同建设西南边疆的不朽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珍贵史料。

唐朝胡汉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

,唐朝军事实力猛增,政治、经济上的强盛和富庶,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持续增强,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快速形成。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胡汉民族之间的高度交流与融合的新发展,唐朝的胡汉融合,所涉及民族的范围、地域的广度及融合的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期间虽然也有类似“安史之乱”一类的反复和曲折,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胡汉融合的趋势和方向是鲜明的,其发展进程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