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曲与中国古典舞的关系——兼论“昆舞”的体系创建

戏曲与中国古典舞的因袭关系是研究当代舞蹈学科的关键,厘清戏曲与中国古典舞的关系可对当下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建设思路,也是为"昆舞"未来发展挖掘更多的理论支撑和提供创新动力。文章从戏曲的角度看待"昆舞"流派的成型与发展,首先将"昆舞"概念转换为中国古典舞(昆韵流派),为"昆舞"的发展确立重要的学术前提;其次,从"昆舞"的创建源头出发,系统剖析"昆舞"这一新古典舞形式的体系创建、艺术风格以及内在的规律与技法,以期为当代舞蹈学科的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梅藤自传体铭文译注

梅藤自传体铭文译注是对古代埃及梅藤自传体铭文进行的释读、翻译,并对译文中出现的官职、地名以及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的必要解释。该文献刻写在梅藤位于萨卡拉的墓室墙壁上,是迄今所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埃及自传体铭文。该铭文反应了古代埃及早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故此,它是研究古代埃及早期行政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首选文献资料。

新编中国戏剧史论纲

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不是一个概念,中国戏剧史的正式形成和戏曲史的正式形成同样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只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本质即可,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即可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因为它已符合了扮演故事的最基本要求。后者则必须符合戏曲本质即"以歌舞演故事"的要求,其正式形成应以宋代南戏的出现为标志,而且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包括傩戏等民间仪式性戏剧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戏剧。一句话,戏剧史的概念要比戏曲史的概念宽泛得多。其次,整体上中国戏剧发展与社会形态转型密切相关,在此框架内戏剧发展有自身规律,必须辨证地看待社会分期与戏剧分期的关系,完全将二者等同或割裂皆不科学。基于此,中国戏剧在宏观上可分为古典和现代两部分,各自内部还可分为酝酿、成型、成熟、繁盛以及转型与新生、分化和发展诸阶段。以此展开,中国戏剧史方能真正谈得上名副其实。

明代戏曲评点中的真实论--兼谈评点作为文学思想研究资源问题

明代戏曲评点中,从李卓吾开始的诸多评点者理性而自觉地以"真实"作为批评标准,重视"事真""人真""境真"。同时,他们还对"真实"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认为要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能够"传神"。汤显祖《牡丹亭》问世后,更引起评点家们对真实和艺术美关系的思考,认识到"假"中有"真""愈幻愈灵,愈虚愈实"等艺术规律。与此同时,评点批评家们还进一步从真实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化境"的概念,丰富了真实论。由此可见,古代文学评点文献应该被视为重要的文学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表征与精神

从形之下观照,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表征,首先表现在:文体上、语言上主要由人物的上场诗、下场诗、唱词、韵白和判词或词话、题目正名构成;韵律上运用诸宫调来演唱,无论抒情、写景或述事,都注重诗意般的意境营构;其次表现为借剧中角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象征性的脸谱艺术、虚拟化的生活场景、灵活性的时空观念和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之写意艺术。从形之上透视,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精神,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诗意般的生命体验、平民性的价值取向、自娱娱人的娱乐目的。

元代艺术与中国艺术

元曲和文人画通常被认为是元代艺术的突出代表,这样理解并不全面。文人画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显示了造型艺术主体由尚实转向尚意,元曲则决定了听觉艺术的转型与综合性艺术的提升,建立在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元代艺术宣告了中国近古艺术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元代艺术的成就和意义被孤立了。科学意义在于把握主流,艺术在元代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型。毫无疑问,如此地位的确定已远远超出了元代各门类艺术个人及流派的成就,甚至亦非一个时代艺术高峰所能涵盖,它涉及的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真正的里程碑。

天台桃源意象与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性描写

唐代文人将刘阮遇仙与武陵桃源附会并相互混融,遂产生了天台桃源意象;天台桃源意象开始承袭刘阮遇仙的艳遇特质被用来叙写男女艳情,天台桃源意象就此走上了艳化之路。宋元以后,天台桃源意象被小说戏曲作家广泛用于性描写。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中起着隐喻、象征的作用,悬置了对性行为的刻画,既突显了男女性爱的美好,也诗化了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文学性描写含蓄蕴藉一路的审美特色。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性描写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历久弥新,启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仍应把含蓄隽永和富有启发力的性描写作为遵循的基本准则。

徐筱汀戏曲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学术贡献——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六

戏曲史家徐慕云驰名中外,其弟徐筱汀亦与戏曲结缘,且堪称多面手。在戏曲研究方面,涉及戏曲史、戏曲演出、戏曲教育、戏曲音乐、戏曲服饰等多个领域,且均取得不俗成果,其学术观点屡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征引;在戏曲创作方面,曾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写过剧本,并编有《陆文龙》、《打金枝》等轰动一时的剧目。徐筱汀的戏曲脚色研究、戏曲术语研究、"京派""海派"研究等,在一定意义上开风气之先,颇具学术价值。

关于《李笠翁曲话》——中华书局版《李笠翁曲话》前言

中华书局版《李笠翁曲话》前言就《李笠翁曲话》的由来,李渔其人其书,笠翁戏曲美学理论:一个时代的高峰,细论李渔的超越,以及该书的编选和评注等问题作了说明。

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的民主色彩

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的君臣观念更多地回归轴心时代。本文从赞赏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等三方面,分析了元代历史剧中的这种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君臣观念。

程墨评点与明清戏曲评点

科举文化与文学评点的关系在学界已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程墨评点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戏曲评点为检视的焦点,考察明清程墨评点在价值取向、批评范畴和评点形态上对明清文学评点的影响,考察明清程墨评点的发展流变与戏曲评点的发展流变之间的关联。把由王士骕开始的明代程墨评点风尚作为考察戏曲评点流变的风向标,认为天启、崇祯在戏曲评点史上有其独特的个性和范式建构的意义,其评点范式在清顺治、康熙间发展为成熟的批评形态。

治国以农:《吕氏春秋》中的农家法律思想研究

《吕氏春秋》意在探寻治国之要术,兼容并包诸家学说。农家学派亦有贡献,其中以"十二纪"纪首和《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论文为代表。以上文献中包含的丰富的政治法律思想,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吕氏农家提出了以农为宪的治国方略,审四时以为政的政令观,取用有度、顺应自然的生态法观念以及亲耕礼的仪制设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国治理体系。《吕氏春秋》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制中的重农理念。

石韫玉戏曲评点初探

石韫玉评点过的《六十种曲》残帙,是考察其戏曲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其评点能够体现对戏曲本体的要求,尤其体现在对戏曲布局、结构、作品风格等方面的评论上,并就本色、当行等问题作出了独到的阐发。因此,石韫玉的评点可定位为清代中期戏曲评点的范本之一,是古代戏曲评点的重要补充。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专题教学改革之我见

针对成人高校专升本古代文学教学计划调整后存在教学容量大与教学时数少、正常教学时数不足与传授重叠知识浪费时间、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新的教学内容的矛盾,对教学现状进行教学改革探索。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专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改革的措施及具体内容,思考了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着重从确立新型教学理念、构建新型立体教学模式、构成网状教学体系等方面入手,对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进行了改革研究,解决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上述矛盾和问题,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了较高评价,也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内外结合”的演员修养观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在遵循戏曲艺术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尽情地将和谐统一、均衡稳定的“中和之美”思想发挥到极致,其中强调演员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技巧统一的所谓“内外结合”的戏曲美学命题,有推波助澜之势。

宋元戏曲音乐与明清戏曲音乐之发展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而戏曲音乐是这一综合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戏曲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到明清时期形成发展高峰.所以,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是我国戏曲音乐发展史上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即对这两个历史时期我国戏曲音乐的主要特点进行论述.

化悲为美——论中国古典戏曲对悲剧的超越及其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真正的悲剧,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典戏曲中没有悲剧的因素。中国古典戏曲多以惩恶扬善、大团圆等形式对悲剧进行超越,在充分展现悲剧因素的同时,又试图去超越悲剧、化悲为美。这主要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时代的因素决定的。

《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评介

王学奇教授《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贯通了中国戏曲史的时序脉络，拓宽了曲辞上下左右的领域，内中包括宋元戏文，金元诸宫调，元明清杂剧、散曲和明清传奇的各种文体。此书的特点是材料丰赡系统，征引广博，在解词释义方面精确贴切，识见深细。

论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及其戏曲史意义

自20世纪20年代始,郑振铎不囿成见,主张全面认识中国文学历史和发展进程。他对戏曲、俗文学投入极大热情,并致力于相关古籍善本的搜求,其远见与卓识,使得先贤文心得以继承,学术资源得以保存,可谓民族文化大幸。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主持影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所选版本精良,多位海内外孤本。《古本戏曲丛刊》着眼于戏曲的整体历史,以作品汇编为主,也收入部分曲论、曲谱、曲目等,力求广博全备,历时60余载、集合几代学人力量,在戏曲史上意义甚大,不仅是当时古典戏曲最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当代古籍文献最重要的整理工作之一,奠定了当代戏曲史研究的坚实基础。

阿蒙奈姆海特二世孟菲斯铭文译注

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的孟菲斯铭文是迄今所知唯一一篇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王室年鉴。它是我们研究中王国时期埃及及其周边地区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中王国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生活提供了主要的文献支持。因此，对该文献进行准确的翻译和注释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