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共同富裕——基于D村和S村的双案例研究

步入新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山东D村和广东S村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效能”分析框架,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参与方式和分配原则的不同,形成不同取向的内生规则,进而影响乡村共同富裕成效。其中,以集体化股权结构、过程式参与、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维系了经营过程的集体性和内生规则的公共性,进而提升了乡村共同富裕内生发展能力。而以个体化股权结构、监管式参与、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偏重于集体经营的经济属性且吸纳了政治动力,致使内生规则的去公共化以及乡村共同富裕的目标偏移。从战略定位来说,集体经济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经营的层次,还应着眼于激发集体的政治活力,并由此建构公共性的规则秩序,以便对乡村共同富裕事业施以正向性影响。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发展绩效

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有利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共同富裕视域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从不均衡到均衡的科学发展,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乡村公共规则的解体与重建

当前乡村公共规则趋于解体:村庄内生的村规民约、家法族规在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逐渐式微,以村级组织为代表的准行政规则在农业税取消之后不再具有权威性,而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则仅仅局限于重大纠纷调节,无法统摄到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权利话语和民主话语在乡村社会市场化过程中发生变异,很多农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缺乏基本的规则意识。二者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是乡村公共规则趋向混乱--个体开始根据自我需要对规则进行自我阐释,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等是非标准愈来愈模糊,这对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公共规则重建需要赋予村级组织相关资源的配置权力,确保其能够在引导公共规则建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以公共文化活动搭建公共交往平台,建构村民之间互动与沟通的公共空间;需要发展民间组织,营造熟人社会的氛围;需要重视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公共规则重建的重要基础。

县域科层组织规则与农村网格化管理悖论--以长三角北翼江县为例

撤村并组后,村庄社会和地理空间扩张,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增多,而村干部数量却同步减少,国家主导的农村网格化管理手段试图解决人少事多的问题,从而达到管控全方位、服务精细化的目的。但从县域基层实际来看,农村网格化管理并未有效整合科层组织之间分割的资源和降低基层治理成本,存在着"准村干部"式的参与和科层组织转嫁行政任务相促进的悖论。这种悖论形成的逻辑是科层组织除了GDP增长的政绩目标之外,还有非经济增长的政绩目标追求。为此,他们把城市网格化管理方式简单复制到农村地区,且以管控为实质目的,使村级组织承担了更多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最终产生"行政吸纳社会"现象,导致网格化管理目标与手段偏离、科层组织价值取向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等后果。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权利共享:论和谐社会视野中农村体育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重点要促进共享人的包括体育在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改革成果。发展农村体育,正视农村体育发展的困境,关注城乡体育需求,加强农村体育政策保障和制度建设,落实农村体育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大农村体育扶持力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权利,促进各项社会主义改革成果的共享,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船级社共同结构规范计算软件CSR-SDP

为提高船舶设计效率,针对国际船级社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IACS)2006年推出的散货船、双壳油船共同结构规范CSR-BC/OT,中国船级社(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CCS)开发出计算软件CSR-SDP.该软件分为针对散货船的CSR-SDP(BC)和针对双壳油船的CSR-SDP(OT)两套,是集规范设计,载荷计算以及船体结构强度分析、评估和疲劳寿命评估于一体的船体结构设计和规范校核系统,较全面地覆盖CSR-BC/OT的要求,较好地满足CSR船舶设计和审图的需要.

法治护航精准扶贫：理论、实践及路径选择——以安徽省13地市为调研对象

脱贫攻坚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护航精准扶贫”不仅有宪法人权保障理论和共同富裕思想的正当基础,也是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要求和破解扶贫实践难题的需要。对安徽省13个地市的实证调研表明,当前“法治护航精准扶贫”工作在顶层制度设计、具体服务落实和后期保障机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法治理念淡薄、缺少规范性文件指导全局工作,无力应对疑难法律纠纷和制度前瞻性考量不足等问题。应坚持法治理念指导扶贫实践,健全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机制,制定精准扶贫法律规范文件,构建多元社会合作机制,实现法治助力精准扶贫,未来服务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面面观:来自县域的报告

中共中央提出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针对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究竟如何起步以及不同地区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尚待厘清这一现实需要,通过总结全国五个地区的城乡要素配置、产业互动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三大领域值得推广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县域内城乡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当前发展仍面临着人口持续流出、人力资源稀缺,财政基础薄弱、有效投入不足,土地改革滞后、要素流动受阻等问题。为此,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人才要素下乡,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吸引资本要素投入以及健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县域社会治理:问题指向、核心目标与路径实践

县域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基本单元,县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理想类型"中的县域社会治理,应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化解矛盾维护基层稳定发展大局,有效促进传统与现代文明衔接,并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整体地系统性推进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做好县域社会治理,应以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一要通过增能赋权,提升县级政府治理能力;二要着力建章立制,保障县域治理实践创新;三要借助多元共治,优化县域社会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县域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之间的关系,构建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善治模式。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者在其共同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念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体现,应当用法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的法治遵循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乡村优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及举措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的双重变奏

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是乡村治理的两个基本元素。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主体既建构规则,同时又受到规则的制约,两者处于互构与同构的双重变奏中。在巨变的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主体经历了四次转型:即从帝制时代的士绅精英到民国时期的地方精英,从社会主义时代集体化时期的政治精英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多元治理精英。伴随着治理主体的转型,乡村治理规则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向:传统士绅社会的道德伦理之治与民国时期的"营利型治理"规则相去甚远,而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实行的"控制型治理"规则亦同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自治规则存在根本差异。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中国船级社有限元直接计算软件CSR-DSA

鉴于国际船级社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IACS)2006年推出的散货船、双壳油船共同结构规范CSR-BC/OT的复杂性,为减小用人工方法施加载荷、处理结果和扣除腐蚀等的工作量,降低出错率,中国船级社(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CCS)开发出有限元直接计算软件CSR-DSA.该软件以MSC Patran为平台,并使用PCL开发实现自动扣除腐蚀,施加载荷,校核屈服、屈曲、疲劳和细化网格等功能,覆盖CSR-BC/OT的大部分直接强度分析要求.CSR-DSA已得到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解决该规范带来的工作量大和计算易出错等问题,可以大大缩短船舶设计和审图的工作周期、提高计算准确性.

人民调解与现代农村社会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但这种理想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尽管人民调解是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其在缓解现代农村社会法治需求困境方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应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和经验之上的推进而非概念中的展开,因此,人民调解机制可以视为中国法治深入农村社会的有效渠道,可以视为现代法律进入农村社会的窗口。

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方案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坚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突破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而难以突破"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探索形成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方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在如何促进全面协调发展上,基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发展观,构建政策目标体系;在如何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上,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促进农业农村组织化,完善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在如何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上,探索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产权联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多维途径;在如何实现工农城乡协同发展上,探索实行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支持的政策;在如何布局工作上,以重中之重的布局,在把握发展趋势和规律基础上主动施策。

构建和谐农村视域中的农民法治教育——徐州农民法治意识调查的启示

和谐农村建设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行为模式,但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对法与法治的认知、信任、依赖、尊崇的状况及其行为模式还不符合以法治为内在要求和保障的和谐农村构建的需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农民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农民法治教育的目标,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贴近农村实际、了解农民需要,确定重心、丰富形式、拓宽渠道、健全机制,把法律知识的普及统摄于法治理想及其价值目标的宣扬之下,传播正确的法治理念,帮助农民树立法治意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论法治秩序与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 ,关键在于乡村社会实现法治。文章将视角放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 ,提出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建构乡村社会法治秩序。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