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孔子修《春秋》说的由“述”而“作”之变——一种文献形成史角度的阐释

从文献形成史的角度来考察,孔子于《春秋》,从其史料来源于鲁《春秋》言,是论次;从其义例和笔法主要依据旧法来说,是因袭;从其大量删削鲁《春秋》常见条目和内容,以及改易部分辞句,统一义例来说,是修订;从其实际上由此确立一种义法精神、修史原则,使自己主要用以教学的《春秋》成为战国中期及以后士人认识春秋时代的主要典籍和依归说,则是创作。孔子由“述而不作”的思想方法出发,终能制作“六经”,垂法后世,也体现了春秋晚期私学兴起、诸子方兴时代述作观念和著述模式转变中的过渡性特征。

程公説《春秋分記》的體例、經解與史鑑

宋代出現許多以新史體改編《春秋》經傳體例的著作,其中以程公説《春秋分記》的卷數最多,主題也最豐富,是一部完整的綜合性撰述,但學界較少關注體例改編的總體趨勢和學術意義,故本文嘗試開拓這類型的研究課題,聚焦程公説《春秋分記》的編纂體例、經解義法和史鑑寄寓。本文認爲《春秋分記》以史體“紀傳體”多元地反映春秋歷史的面貌,足以作爲研究《左傳》重要的參考依據。程公説雖以胡安國《春秋傳》爲經解旨歸,但透過史體綰合深刻的經解義理,高度依附《左傳》,將麟經詮釋導向務實客觀的路線,與南宋捨傳從經的解經路徑有所不同。又能上承《春秋》“懲惡勸善”的史鑑精神,從其史事制度的沿革興變總結出歷史經驗,寓託不少垂訓警惕的史鑑觀點,形成一套獨有的内在理路與學術特色。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笔法与讽语耦合之修辞滥觞

自虞舜而至西周,古诗作为讽语的载体存续千余年。春秋时期,周王权衰落而至礼崩乐坏,孔子笔削鲁国旧史作《春秋》,创建春秋笔法寓存微言大义而成为教化新文本,将弦歌讽喻之声的古诗讽语功能,演化为"属辞比事"之文章修辞。"属辞"强调以辞意统领事件记述的视角、情节与详略的取舍;"比事"重在事件类情之比,以及连类生情之比。在聘问歌咏衰亡之后,春秋笔法成为讽语的载体,开启文章修辞学之滥觞。

春秋笔法的框架语义观

"春秋五例"表达了框架语义思想,与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和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有相通之处,它隐含了"一字褒贬"的丰富内涵,解释了框架解读的主观性,加深了对《文心雕龙》隐秀观的理解。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春秋卿大夫的哲学、文化与精神

春秋卿大夫人数众多,社会地位重要,他们的睿智的哲学理念、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颇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貌,对春秋及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属辞比事”:作为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属辞"指属合、联属文辞,"比事"指比类、比次事实。《春秋》讲究遣词造句,且善于综合比次史事,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体现史义,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详略和缀辞来惩恶劝善。《春秋》之"属辞比事"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是中国文章学的一种创作方法。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董仲舒《春秋》书法论的诠释学意蕴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经权之义。对《春秋》诡辞避讳的书法特征的考察则意在揭示其“不遗善”的苦心。董仲舒通过其《春秋》书法论展示了公羊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诠释风格和理论特色。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来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晏子春秋》复音词研究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时期齐国人晏婴言行的一部书。其内容多为君臣对话,语言生动活泼,保留了当时的一些口语和齐国方言,具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晏子春秋》的复音词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多,并已具备了后代主要的结构方式。考察《晏子春秋》中的复音词,首先界定复音词的判断标准,然后对该书复音词作穷尽性的分类。在此基础上,考察这些复音词的概况及其结构方式和特点。

杨维桢与元代后期诗学的新变

文学史家通常将元代诗歌史分为三期,元初摹仿晚唐与季宋,元中期以"四大诗人"为代表的主流诗人推尊盛唐,杨维桢为后期之代表,其诗论的核心,是反对晚唐晚宋,提倡六朝与唐代二李(李白、李贺),同时又推崇陶、韦、柳之诗风,间及杜甫、李商隐与韩偓。如果说,以"元诗四大家"为代表的元中期诗人活跃于朝廷,诗风主要是盛唐之音,是舂容大雅之音;那么,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雅)体"诗人,则主要活动在元后期,地域则在东南地区,主要是一批在野诗人,诗风则接近中唐,是"变风""变雅"。在诗体上,杨维桢倡导古乐府,轻视律诗;在写作方法上,他提倡《春秋》笔法,主张诗歌有言外之意,反对简单的历史记录体("诗史")。杨维桢的同道与诸门弟子,论诗均与维桢较为接近,又有所发展。

论《圆圆曲》叙事艺术中的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它以客观实录为核心原则,在史实叙写中寓以褒贬。吴伟业的《圆圆曲》承袭春秋笔法的叙事模式,既强调"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又在客观叙述中通过"一字见义",含蓄委婉地表达作者的态度。春秋笔法的运用,使《圆圆曲》彰显出独特的历史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