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律师代理诉讼的合理性基础与制度设计

律师强制代理诉讼制度在多个方面突破了诉讼制度的一般规则,其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思想条件和现实动因。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尚付阙如的现状已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结构的改善,在导入该制度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并将之落实在具体内容的构建之中。

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在刑事辩护中 ,当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 ,一般以为律师不应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做出有损其合法利益的辩护。然而 ,当律师认为委托人的主观意愿违背了其本身的客观利益时 ,律师应当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在法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文章首先指出 :现实生活中对律师和委托人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理解 :完全委托模式和诉讼代行模式。在列举了美国法曹协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有关规定后 ,针对日美两国对刑事辩护人职能和地位的认识差异开展了比较分析。最后 ,作者提出刑事辩护和律师应当开展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活动 ,尊重委托人的选择和主观意愿 ,并通过主动的接触和沟通与委托人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在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辩护方针和策略上出现矛盾时 ,辩护律师应当加强对委托人的理解 ,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委托人。当然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如委托人的精神残疾、死刑案件等 ) ,允许辩护律师凭借自身的判断为委托人提供妥当的辩护服务。

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建立

本文从律师代理制度立法缺失导致的法治环境混乱出发,引入对在我国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思考。首先,深入剖析诉讼专业化和强制律师代理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从强制律师代理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意义,证明其制度必要性。继而,从各国的立法实践和我国的制度基础出发,探讨该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再者,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设计如何在我国系统地构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最后,建议从立法上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受理的问题及对策

对某市级检察院2015年以来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呈现出案件受理数波动较大、受理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当事人监督申请得到支持比例低等特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受理主要存在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院进行民事诉讼监督的期限、控申部门对民事诉讼监督申请进行审查的方式和内容不明确、检察机关的一次性监督原则面临挑战、当事人申请民事诉讼监督随意性较强等问题。应当以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为指导,明确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诉讼监督的期限,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监督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坚持检察机关一次性监督原则,建立民事诉讼监督申请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以解决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受理中的问题。

公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研究

公诉人与代理律师虽然两者履行的控诉职能相同,所持立场和角度却不尽相同。通常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的伙伴关系,形成以公诉人为主,诉讼代理律师为辅的控诉格局。然而,当双方对定罪量刑等重大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被害人将面临公力救济不足的诉讼窘境,此时的诉讼代理律师不应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控诉方,而应成为与公诉方平行且独立的控诉主体。

民事诉讼代理视野下的“草根律师”制度——以成都地区为例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但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纠纷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拟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农民工维权的实际,在理论上初步构建"来自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的"草根律师"制度,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难的相关问题。

新民诉法司法解释视角下的律师强制代理

2015年2月4日出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85条扩大了"近亲属"的概念,意在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面对当今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诉讼代理不规范、诉讼效率低下、当事人利益得不到充足保障等问题,应创立一种高效、专业的诉讼代理机制。律师强制代理作为解决方法之一,在某些特定类型案件中有着适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通过确定适用案件类型、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以及实现法律服务群体的角色转变,能够使律师强制代理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找到根植的土壤。

律师职业:忠诚与公益的统一——从“代理人”的内涵谈律师的职业定位及其使命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定位。但如果简单地从表面概念上理解“代理人”的内涵 ,往往会导致将律师当作当事人的“代表人” ,使其在追求正义过程中难以发挥职业特质。正确理解“代理人”的深刻内涵 ,提升律师职业群体的尊严与使命感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律师作为调解员参与到各类调解中,是律师与调解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该制度中律师混合着“代理人角色”与“调解员角色”,而这两种角色在地位、理念、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冲突。此角色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存在律师调解员中立地位易受影响、难以适应调解工作、存在道德风险、参与调解动力不足等问题。从比较法视角看,建立和培育专门从事调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是化解角色冲突的关键,但其目前在我国仍面临着律师行业与商事调解欠发达的困境,因而现阶段可主要从制度完善层面缓解因律师调解角色冲突产生的实践问题。

完善律师执业回避制度的思考

目前法律对律师执业回避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 :关于禁止双方代理的规定没有审级上的限制 ;对法官、检察官从法院、检察院离任后改做律师的执业活动 ,地域限制过严 ,时间限制过短 ;与审判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律师回避范围过窄。建议律师法修正案或者全国律协在对《协会规范》进行修改时 ,保留原来法律规定中的合理部分 ,修改不足之处 ,增加新的规定 ,以完善我国律师执业回避制度。

滥用诉讼程序治理中的律师责任

律师既可能是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策划者、参与者和实施者,也可能是滥用诉讼程序行为的重要防治机制。在我国滥用诉讼程序治理机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应当充分认知律师在滥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在实行任意代理的民事诉讼中,区分并明晰律师在滥用诉讼程序中的责任,构建并完善包括程序法责任、律师职业伦理责任、民事实体法责任和刑事法责任在内的多层次责任承担机制。重新审视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重要修正机制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对于滥用诉讼程序治理的作用机理,并逐步探索在民事诉讼中渐进式导入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以期发挥律师强制代理对于抑制滥用诉讼程序、促进诉讼、减轻法官释明和实质性保障当事人诉权的价值功能。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战略部署,既包括实体层面上的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层面上的从简处理,有助于全面提升诉讼效率、整合司法资源配置,彰显了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价值。然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环节的问题层出不穷,诸如律师缺位现象频发、律师辩护范围狭窄、律师履职保障机制缺失等。有鉴于此,应当着力探寻构建强制辩护制度的可行路径,拓宽律师辩护的阶段和权利范畴,探寻建构被追诉人自我辩护的制度体系,完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悔的救济程序,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正当性,更好地实现效率提升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民事诉讼律师强制代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种修正机制

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目标。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存在缺乏对当事人实质性平等保护以及容易被当事人滥用的缺陷,通过法官作用的强化来修正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的缺陷时,法官阐明双重属性带来的操作性问题以及法官调查取证权所体现的职权主义因素容易导致职权主义模式的回潮。律师参与作为一种外部机制,能够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促进诉讼程序,并且不会破坏诉讼结构的平衡,应当成为修正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机制。结合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特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司法运行环境,分阶段、分程序、分案件,渐进地采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应当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程序完善的重要策略之一。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构建

行政诉讼强制律师代理作为一项特殊制度,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它不仅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强化律师职业管理等,而且能对行政诉讼案件非类型之忧、证据制度之忧和社会群体法律素养、法律水准之忧进行一种良性的修缮。因此,为了改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程序结构,有必要在行政诉讼中构建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公民代理民事诉讼的法理反思及制度完善

从法理上讲,民事诉讼中的委托代理是民事代理与诉讼程序的结合,其既具有民事代理所要求的合意性,也具有诉讼程序所要求的司法性。公民可否作为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考量的核心因素在于司法性对合意性的规制。从普遍性的合意自由代理到限制性的公民代理,实质上是将代理关系从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私法关系上升至国家诉讼程序的司法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规定,纯粹以身份划范围,以专业性等同司法性,与诉讼程序司法性的要求并不契合,应当予以改进。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遗留下一些问题,导致实践中大量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得不到根本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人权状况和司法改革日益关注的大背景下,我国将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次修改,律师权益保障、强制措施、证人出庭、刑讯逼供、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等问题将成为此次修改的主要方面。

论刑事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制

作为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重要规则,利益冲突及其规制在我国刑事领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规制利益冲突体现了律师消极的忠诚义务,是司法程序理性运行的要求,也有助于维护律师的职业形象。根据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将利益冲突划分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和间接的利益冲突。基于对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实体真实的发现、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律师自由执业的机会等因素的考虑,律师存在强制性规避和任意性规避两种方式。违反利益冲突规则既会使律师个人承担责任,也会带来程序性的法律后果。目前,律师利益冲突的规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在利益冲突的类型划分、律师规避、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审查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三者强制险经营原则的激励问题分析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出台后，其不盈利不亏损的经营原则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运用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证明在不完全信息下，为了使低成本企业以最优的努力水平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保险产品，政府必须给予其高于自身保留效用的补贴，即低成本的企业有一定的盈利空间，而对于高成本企业，政府给予的补贴正好等于其自身保留效用。只有这样，才能使两种类型的企业都能按照最优的努力水平工作，社会资源也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犯罪主体之探析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关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明确规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又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这一规定已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辩护和诉讼代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都可能发生具有相当危害性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以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中对此予以确认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