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汉代女性贞顺观念的建构

贞顺观念在汉代的确立与发展,是官方规范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汉代官方希望将女性纳入贞顺规范中,但对贵族女性与普通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作为发挥教化作用的贞女故事,官方与民间设计重点有所不同。官方贞女故事常见情礼冲突,而民间贞女故事充满想象力的情感设计,冲淡了官方故事中情礼对立的困境,使其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与更广的传播度。官方律令针对女性淫妒等越轨行为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社会上存有许多律令难以界定的复杂情状,对此民间医方中却有针对女性的止(验)淫术与疗妒方,简单易操且迎合社会需求。汉代律令与医方中对女性淫妒行为的惩处矫治并非只是压制束缚女性,更具有建构与规范贞顺观念的功能。规训与惩罚是塑造社会规范、制造社会观念过程中的一体两面。

先唐时间观念的形成及特色研究

先唐时期的时间观念,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历史学家对时间观念的感知是与其人文关怀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文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则与时间流逝、感时不遇、穷通幽显等个人身世遭遇密切相关。思想家对时空观念的重视,背后隐藏着国家建构、权力话语等深层次思考。

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两汉魏晋时期的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及其格局

文章以《华阳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为基本史料,旁补及其他两汉魏晋史志,论述了两汉魏晋西南族群地理观的族群意向、文化意向、环境意向三个基本问题。以《华阳国志》政区为空间解析单位,基于如上三个方面的论述,结论将两汉魏晋西南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划分为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不含史料不详或缺载郡)四种类型。文章同时发现:两汉魏晋西南"汉""夷"的划分与族群原本的身份世系没有刚性的关联,但与族群间的政治、文化关系有关,也与地缘有一定关系;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与族群客观分布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均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

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

贞节观念自先秦萌发,伴随着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推行,经董仲舒、刘向、班固、班昭等人的发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朝廷和官府对贞节的褒奖以及世家大族的推动下,贞节观念由社会上层逐渐向社会中下阶层传播;到了东汉时期,女性寡居守节、遇暴殉节已成为社会所推崇的做法。

汉代画像艺术中反向图像的研究

汉代画像以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帛画等形式展现于世人面前。对这些艺术作品的解读与理解方式多种多样，整体构筑着人们对汉代社会思想的立体认识。以往仅局限于解释图像地域特征、时代变化、制作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学界多关注图像的程序与空间性，

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为例

在汉代人的民俗文化观念中,天地信仰及"天人合一"观浓郁深厚,它们分别融汇贯穿于汉代各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形态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跳出较长时间以来汉画乐舞艺术本体考据的基本范式和方法,从民俗文化的视阈入手,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乐舞艺术文化场的全面考释为例,提出了墓葬文化是汉代社会民俗文化观念与乐舞艺术神交的载体和见证、不同艺术形式形态之间形成了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的谐和统一、用乐舞百戏的形式表现天人神鬼世界是汉人虚拟天人关系的最佳展示平台等观点。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试论两汉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与忧患意识

忠君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力要灌输给士大夫的一种观念,最高统治者希望士大夫们把忠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忧患意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一种人生自觉。忧患意识和忠君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忠君观念根植于士大夫们的头脑之后,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与行为,便是在忠君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明初文人妇女观的建构与反思

明初文人妇女观保守与落后的传统认识,来源于相关妇女问题研究的推演,是一种外在层累建构,其根本缺陷是未从明初文人妇女观念本身去做整体分析。实际上,明初文人在认同妇女贞节观念的同时,还有对夫忠妇贞伦理秩序的倡导,对节妇敢于担当的崇尚,亦有对重情烈妇的赞美。其背后思想基调一方面是强调"男外女内"的社会秩序,通过烘托妇贞固化妇女的家庭本位,从相反层面激励男子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主张社会个体的独立性,通过挖掘明初贞妇的睿智、果敢和勇于担当,凸显她们的独立品质;此外,还有对妇女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的认同。正是由于明初文人妇女观的长期孕育,才有明代中后期妇女解放思想大幕的开启。明初文人妇女观的曲解建构反映出传统阶级二元论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挥之不去,也再次警醒妇女史研究需要时刻把握妇女的主体地位。

汉代的秦岭文化

汉代秦岭的范围主要是指以国都长安为圆心的关中盆地以南的山系,相当于今天狭义秦岭的范围。汉朝定都长安,依托秦岭的地脉和文脉,建立起了以秦岭为圆点的西汉文化核心圈层,成为大汉雄风的战略高地;汉代以秦岭为核心的一山﹙秦巴山地﹚两盆﹙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形成了华夏最早最富庶的"天府之国"和"帝王之州";这里是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地,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大整合的核心地带,是华夏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前进基地,是汉赋文学吟咏歌唱的对象,是中国道教诞生的摇篮。总之,汉代秦岭奠定了二千余年秦岭文化的基础,影响深远。

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图像试释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四件青铜当卢,以天上的日、月、云纹,地上的祥禽、瑞兽,以及神格化的羽人等组成了内容丰富的纹饰图像。当卢纹饰图像的总体精神,反映了汉人的宇宙观及墓主渴望长生不老和升仙的思想意境。当卢的工艺特征和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较高的错金银技术和均衡连贯的构图,精致浪漫的线条,写实灵动的造型等。而图像的制作则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汉画像石葬俗中早期佛教生态美学的当代价值

尽管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不是纯粹的佛教绘画,但它蕴涵有丰富的早期佛教存在论生态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化转型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汉画像石直观生动的表现,我们在领略早期佛教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这一心灵金弦的氤氲热气之外,也可以感受生态灾难警示、命运终极关怀这个醒世木铎的悲壮与厚重。这些作为两千年前墓葬依附物而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对于当前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汉不孝罪考论

中国古代家国合一的族姓统治形式和忠孝一体的哲学观念,是不孝入罪的社会背景。不孝罪随着时代的发展、孝观念的变迁而变迁。它在先秦社会是一种轻罪,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始被刑罚认真对待。两汉四百余年,不孝罪又随着以礼入法的进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西汉初不孝罪只限于不养亲、殴骂杀伤尊亲、诬告尊亲、不听教令等罪名。刑律似乎对轻慢父母、妻后母之类没有特殊关注,尤其是居丧奸、居丧嫁娶、居丧生子、别籍异财等更是社会正常现象而不被刑律所涉及。西汉中期以后,这些罪名相继入律,至东汉"与母别居"也成为不孝罪的内容之一。之后各代,沿着汉代以礼入法的进程步步深入,对于不孝罪的惩治愈来愈重,到唐律终入"十恶不赦"之条,永不得翻身。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

试论《新唐书》传记的“崇韩”观念

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用为尊者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崇韩的中心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