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体系化构建——以海外追逃追赃为视角

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体系化,有诉讼认识的阶段性、诉讼构造的对抗性以及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上的根基。其体系结构由纵向诉讼流程上的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与横向诉讼构造上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两个基本维度构成。囿于规范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误区,我国现行特别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设置,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体系结构均显不足。不仅各阶段证据标准不明,诉讼两造的证据负担也未见厘清,从而造成实务运作上弊病丛生,并有招致司法权力滥用之虞。未来对于特别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具体设置,应依诉讼阶段与争讼各方的特性、需求不同,而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体系化安排。

专利审查证明责任合理分配及制度完善探讨

我国现行专利审查制度中缺少对于申请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本研究意图针对此制度空白进行探索,使专利审查体系实现高效运行。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现行制度中专利审查方承担过重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增加了审查难度,降低了审查质效,使一些问题专利因信息误导等原因获得不当授权。在厘清专利审查证明责任之内涵基础上,借鉴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相关制度合理部分,提出我国应完善证据范围规定、义务不履行后果规定,并引入发明构思陈述环节等专利审查证明责任完善的可行路径。

论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及其运用

对证明责任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刑事证明责任性质的研究。证明责任是为了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律关于诉讼风险的分配问题。而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指,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如果对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能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明不能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终导致法院没有支持控诉方的主张,败诉的风险由检察机关来承担的问题。据此,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真正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的负担,始终固定在控诉一方。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

在中国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形成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以及弹劾制侦查构造中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应当协调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关系,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防止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是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

刑事推定与被告人的抗辩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 ,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 ,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 ,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司法合作问题研究

作者根据我国目前在追缴犯罪所得方面国际司法合作的实践,列举了五个急需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协议加以解决的问题,即:⑴如何根据外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对银行帐户资金实行扣划或者对有关的不动产实行处置;⑵如何在有关的追缴和返还合作中切实保护善意第三人和潜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⑶如何在案犯外逃的情况下决定对属于犯罪所得的财产予以追缴和没收;⑷如何合理确定追缴程序中的举证责任;⑸如何处理发生在追缴合作中的费用补偿和收益分享问题。文章对外国的有关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介绍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就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如下建议: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赃款赃物的“简易处置”制度,增加配套的法院裁决程序;在我国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在特定情况下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前移,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独立的财产没收程序;变通现行的证据制度,要求特定案件中的财物持有人或者关系人承担关于合法来源或者善意享有的证明责任;本着互惠和务实的精神处理被追缴财物的国际分享问题,建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将分享的资金转换为开展有关国际合作的资源。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及我国的法律回应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主张扩大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范围和行为范围,强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诉前保全措施,降低刑法适用标准以及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商业秘密的调取、使用和披露。为及时、有效地回应以上内容,我国应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充实商业秘密保护法律规范的内容,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细化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诉前行为保全制度。应通过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解释,调整损失金额的认定标准和设置替代性计算方法,降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入罪条件。应对国家机关调取、使用和披露商业秘密的职权予以专门规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受其委托和聘用的第三方专家和顾问未经授权披露的行为予以严格规制。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资料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明确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中的举证责任和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采用分层抽样和SPSS软件包对281例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鉴定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安局（82．2％），被鉴定人（98．22％）和亲属、同事、邻居（98．58％）。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标准回归系数为：精神病性症状0．2878，操作智商0．2149，诱发事件0．2026，作案动机0．1873，言语智商0．1540。分权证明：我省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举证责任是由多方共同承担。对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影响最大的是精神病性症状，其次是操作智商、诱发事件，再次是作案动机和言语智商。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三项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决定和指导着刑事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和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同时可以克服刑事诉讼中的“真伪不明”,即指导法官在“未能形成确信心证时”应当如何判决的裁判法则。无罪推定原则一方面要求作为国家刑事追诉机关的检察机关,一旦向法院提出了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和主张,它就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的成立。另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性质是其辩护权的行使,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有利于己证据的提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有利于被告原则源于无罪推定原则,同时又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和细化,可以使无罪推定原则得以实现,使证明责任得以有规律和始终如一的分配。

再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为例

刑法上,被告人在特定个罪中针对特定事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宏观上体现了国家针对特定法益趋于严厉的刑事政策选择和保护,微观上通过明确特定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得以实施,这在持有型犯罪的刑事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从证明角度来看,要真正体现持有犯需要的周延特定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和严格刑事责任的刑事政策功能定位,只能由被告人证明持有特定物品行为并不会对特定法益造成可能的侵害结果,这是被告人在该类犯罪中要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刑法根据。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提示国家刑事政策风向的技术性装置。

论推定规则及其适用

推定是立法者或法官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创设的一种法律关系,是推动案件事实证明的一种辅助工具。为避免夸大推定的作用,使推定规则得到恰当适用,必须对推定概念和适用条件进行界定。文章认为,推定的性质决定了其仅限于法律推定,不包括司法裁判者对未知事实的推论或推断,原则上也不存在不可反驳的情形。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而刑事诉讼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这决定了推定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因为推定不是证据,不可能满足刑事案件事实"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基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 ,以及刑事司法具体运作中的实际证明困难 ,本文通过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主张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这并不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相冲突 ,并探讨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大致范围。

刑事诉讼中证据责任的分担——比较法的分析

以两大法系比较为视角,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的证据责任进行了分析梳理;指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举证不力的风险责任,证据责任是法官裁判职能的题中之义,由于诉讼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两大法系证据责任的分担存在较大差异;在分析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确立普通法系当事人证明责任与大陆法系法官证据责任机制,力求当事人与法官双方证据责任明晰,各尽其职。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探析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突破了"无罪过即无犯罪"的传统刑法原则,其适用的犯罪或因其犯罪意图的难以证明,或因其侵害的社会法益特殊而需要特殊保护。严格责任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对那些所从事的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责任要求和注意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在严格的"举证责任"上。

刑事诉讼“幽灵抗辩”对策研究——以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这一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责任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解决这个困境。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基于实体和程序的双重考察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作为一种面向涉案财物的诉讼程序,对特别没收程序的进一步分析有必要结合民事法和刑事实体法的知识和理论。在利害关系人的认定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所有权标准存在着不合理限制案外人参与权的问题,有必要将所有权的范围扩展至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从证据法理上讲,检察机关需要举证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其所申请没收的财物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实质联系。倘若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主张合法权益,其需要就涉案财物的权属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此外,由于争议对象和裁判标准的不同,特别没收程序中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存在着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两种证明标准。

论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实质蕴涵——兼评“阶段说”与“分层说”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疑难,表现在应怎样理解"提供证据责任"的基本性质及法律定位。英国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不是实质意义的证明责任,只是"说服责任"的程序性展开。对本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映",对对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对"。"提供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存在本质的不同。这是理解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转移"、"分配"等概念的基础,也是厘清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性质的关键。割裂"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明责任"内在关系的"描述"理论即"阶段说"与"分层说",在英国法中不成立。强调"说服责任"实质意义的"实质说",同时意味着强调"提供证据责任"依附意义的"光影说"。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消除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模糊认识和对后续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于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的思考

在刑事诉讼中,由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有观点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主体,法院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针对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法院的查明和判定行为不等于证明责任行为,更不同于证明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实质分析,证明责任的实质和目的在于解决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下判的问题。法官不仅不具有产生证明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不可能承担提供证据不足,证明不力的败诉风险。无论是从诉讼证明的性质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看,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贩毒人员持有毒品性质认定之举证责任探讨

2015年颁行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将贩毒人员持有毒品的行为一律推定为贩卖毒品,实际上是对该类犯罪的举证责任进行了重新划分,虽有助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却难以避免侵犯人权的危险。由于毒品的特殊性,吸毒人员有大量持有的内在需求;“控制下交付”“特情引诱”的运用,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举证难度;此外,中国对毒品犯罪的制裁一直采用重刑主义的立场。这些都显示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够合理。在综合考量毒品犯罪侦查难度、打击毒品犯罪现实需要以及保障人权等因素的基础上,有必要严格限制推定的范围,并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推定的情形;同时,应将当事人一方排除贩卖的证明标准由“确有证据证明”降低为“有证据证明”。

论我国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

相较于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滥用而言,刑事不作为是一种隐蔽的权力不当行使的行为,属于"懒政"的一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刑事滥作为导致的危害。刑事不作为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以及履行职责严重不当三种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其他法规对于因刑事不作为导致国家赔偿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实践中屡屡出现遭受刑事不作为危害的受害人合法权益受损且无从得到救济的现象。将刑事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而且存在操作上的可行性。我国的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应当从规范刑事不作为的情形、明确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主体与客体、细化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举证责任与赔偿标准方面进行全面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