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晚清四大家”的名目生成与词学演进

作为晚近词坛的经典性名目,“晚清四大家”经由“二家”“三家”至“四家”层累而成,是传统词学内部调整而生成的产物,并与常州词派“形塑”而成的“四家”意识及四人的经典化历程相关。况周颐前期的“缺席”与后期的“登台”,与其创作旨趣与学术重心的转移有着紧密联系,并得益于词坛领袖朱祖谋的揄扬。在词论家不同的阐释路径下,该名目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但以派别论四家、将郑文焯置于“重拙大”理论序列,以及放大“重拙大”在况周颐乃至王鹏运词学观念中的位置,无疑会强化“共性”掩盖“个性”,甚至遮蔽词史真实。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

明清民俗故事常叙述犯人即时作诗,获官员同情宽纵,或因作诗而免受灾祸,带来幸运。母题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诗歌消费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的特殊情境。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下层男女过失"犯罪",以具有贵族般才华作诗得蒙宽宥,诗作要按命题要求,具有"双关"性,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嘲和诙谐意味。作诗免罪母题体现了"尊重人才"的意趣、朴素人道主义与人际和谐理想,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

清代“唐宋诗之争”二元对立的消解及自反性特征

学界习惯视清代"唐宋诗之争"为"宗唐""宗宋"二元对立,或提出内涵更不明确的"唐宋兼宗"以示折衷。实际上清代"唐宋诗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学唐或者学宋的诗歌创作主张的争论,"宗唐"与"宗宋"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无法构成二元对立。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核。究其实,"唐宋诗之争"或可置换为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之争。结合最终清人从探求唐宋诗的延续性,及取消唐宋对立的合理性两方面结束论争的理论思路来看,清代"唐宋诗之争"具有自反性特征。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确定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和外延。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从《雪桥诗话》历史书写看其对国家盛衰的思考

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以诗纪史。《雪桥诗话》以诗歌本事为中心,进而勾勒出清朝历史的发展进程。八旗诗歌是清朝历史真实、生动、深刻的记录和书写,其中杨钟羲对清朝历史的看法,表明他对国家盛衰因由的思考。

明清诗学视野中的七言古诗

在明清学者看来,七言古诗是一种体制独特的诗体。明清诗学界也对七言古诗的概念、源起、篇制、结构、章法、声律、风格特点等方面作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对七言古诗的讨论显示出明确地辨体意识,他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七言古诗和歌行、七言乐府关系的认识;二是对七言古诗篇制章法的认识;三是对七言古诗声律的探讨。

旧学与新知的复杂交汇——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

在新的教学和研究体制中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汉魏六朝诗歌研究,体现出旧学与新知复杂交汇的面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方面,对它的研究有丰厚的传统积淀。另一方面,学者们从进化论、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新的文学观念中获得了重新建构、阐释诗歌史的话语体系,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或重新阐述了那些被旧文学史观所忽略的事实,形成了像乐府诗研究这样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实本身也不断地调整研究者的观念与方法,促使一些学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诗歌史的整体,且不断与旧学呼应,甚至出现向传统方法的回归,旧学与新知、述与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不失为著述文学史的良法。这表明,文学史研究如何融汇中西,沟通新旧,在继承古代丰富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有力的发展,是今后的文学史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明清易代与山阴名媛商景兰的诗境开拓

作为山阴祁氏女诗人家族的领袖,商景兰是明清之际女性诗风嬗递的典型案例。在此期才女普遍反闺阁、男性化的风气中,商景兰坚守内外之别,诗歌创作亦以婉丽见长,却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为传统香奁题材带来了沉郁诗境与苍凉情思。此文就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嬗变的视野下,评述其对女性诗歌境域的开拓历程以及其在诗史上的成就地位。

史梦兰《全史宫词》考论

清末诗人史梦兰的《全史宫词》二十卷是宫词发展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之诗均详注以史事印证。史梦兰秉持"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故所作宫词虽意主讽刺,却往往怨而不怒。《全史宫词》在清代几经刊刻,于当代亦经数次整理,随着《史梦兰集》的编纂完成,又一次迎来了传播的重要契机。

诗选之学——清诗总集的编辑观念

清诗总集是编辑者按自己的编辑标准从清人作品中辑选出相应的诗歌,按一定的编排体例编排的诗歌作品集,与以前各朝人编辑同时代诗歌总集相比较,清人编辑的清诗总集经过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支编辑队伍。他们通过对诗歌总集编纂之利弊得失的总结,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诗选之学",表现出了编纂者强烈的专业意识,具体为三个方向:提出了选诗难于作诗的普遍认识,指出这既是辑者个人能力所限,又是由于编选同时代人之诗受诸多因素而限;总结了辑者素养的基本要求,指出既要具备诗人所具备的"才"、"胆"、"识"和"力"四个方面素质要求,又须具备编辑者所具备的"才"、"学"、"识"三个基本素质要求;与前代诗歌总集编辑者相比较,清人表现出了铸造精品的理念,即辑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突出地表现为学唐、学宋之争,是否辑录存世者之诗,诗歌总集评点之争等方面。

1900——1919年的清词研究

1900-1919年的20年是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韧期”,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词学研究为沉 闷的晚清词坛吹进了一股“清风”,但传统的词学研究方法在当时仍然占据着词学坛坫,以“清末四大家”为代 表的常州词派继续引领词学发展方向。

殷璠文学史观简论

《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最为出色的一部。殷在这个集子中不但择选了最能够代表盛唐诗风的诗作,而且表达了盛唐诗坛所认同和追求的诗学原则和审美理想,以及自己对文学史的评断。其中,主要的就是对六朝绮靡浮艳之风的批判,并将此与恢复风雅之道联系起来,以复古定义革新。他同时也肯定了六朝诗人的长处,并对形成了声律风骨兼备的精神风貌的盛唐诗坛做出了肯定的历史评价。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万方车骑拥雕栏——孙承宗的车战理念和战法设计

明朝末年,孙承宗指望以新型车战抵挡清军入侵,希望更好地利用火器上的相对优势御敌,并积极推动车兵的重组,加速推动明军的转型。围绕这一目标,他主持撰写《车营叩答合编》,结合《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典以及传统车战方法等,对车营的编组方法、阵法布列、兵器配备、兵种协同及后勤保障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讨。该书不仅体现出孙承宗的车战理念和战法设计,对考察特定历史时期传统兵学的转型历程也有助益。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论中国诗歌中“儿童观”的发展与嬗变

经历了古代的“无视儿童”“没有儿童”的儿童观,晚清成人社会几乎无异的形成社会儿童作为“民族未来拯救者”符号的儿童观,现代的“儿童本位”观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得以确立。儿童以其作为人类生命初始阶段独立个体的姿态,第一次同时作为社会的人和独立个体的人被成人社会所发现和认同。“儿童观”作为时代思想精神的内核之一,必然会渗透到成人社会的各种领域,其中作为文学领域重要领地的诗歌就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儿童观”的发展与嬗变。

论清人辑选清诗总集的“诗史”观——以《诗观》《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中心

清代诗坛,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诗史"观是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清诗总集的编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典型代表,它们从凸显"诗史"观的编纂体例、绍诗史的辑选标准、重性情的诗史意识三个层面充分展示出辑者的"诗史"观。

清代草原丝路北疆诗作的生命体验与多元文化观

清代草原丝路诗人们的书写,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这些作品或许并不都是有深度的鸿篇巨制,但确实从一个新异的角度把看似边缘化的清代北疆主体生活者的生活起居与自然生态的主题很好地融合起来,并在其背后隐然透出蒙汉民族礼俗文化、饮食文化、乐舞文化等在诗人心中融合后的贯通。这显然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意味。在这种融合中,不仅有了清代文学时代气象的氤氲,有了新的社会生活的浸润,而且有了以多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新的心理结构,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诗作以其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既增进了清代文学的思想深度,也体现了清代诗人应时而变,是对传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学观念进行的一种自觉、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