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生态伦理:以生命为中心

道教建立了"道"化生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强调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形皆含道性",从而建构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普遍的生命平等观。道教还提出了"好生恶杀"的生态伦理规范,并以宗教的积善成仙与善恶报应的观念作为落实这一规范的基本保证。更重要的是,道教将生态伦理诉诸人的道德情感,要求人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以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善待动物和植物。这样,就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道教生态伦理。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善恶报应与社会正义——土家族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一

苍天终会开眼,善恶总有报应,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将受到苍天的道德评判,这是土家族民间信仰中的坚定信念和道德诉求,也是其社会正义观的委婉表达。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的善恶报应与吏治思想

明清话本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报应思想,一些报应故事凝聚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小说家以报应的形式表达他们尚贤德、尚忠良、崇廉明、崇公仆而斥贪暴、斥奸佞、贬猾吏、贬糊涂的吏治观。选择报应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吏治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与思想状况有关。

人类智慧之光——走进中国佛学

提起佛学,当然就要讲到佛教,因为,佛学是佛教的经典,讲佛学就是讲佛教的学说。但是佛教和佛学的概念还有一定的区别。佛教是一种宗教,除了有其完整的教义之外,还有一整套制度、仪式、信仰。而佛学则专指佛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学说,是佛教各种流派所遗存下来的学术著作和学术理论,内容大多是探讨宇宙、人生、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涉及哲学、宗教学、思维学诸多学术领域。我国的佛学博大精深,典籍汗牛充栋,其理论深邃幽微,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浅析中国佛教的慈善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佛教的慈善思想渊源于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佛教慈悲观念以及福田思想。它们一方面指引着佛教徒们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对世俗大众进行从善弃恶的教化,这对中国传统助人为乐美德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佛教众生平等思想与佛教生态伦理思想之关系

佛教众生平等的伦理思想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更深刻地阐释了所有存在的本性上的统一性,揭示了人和自然在佛性上的内在一致性,进而使得人类能够以一种万物一体的情怀去关照自然,爱护自然,因而佛教众生平等的伦理思想成为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基于历史视角分析的强人工智能论争

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强人工智能("强AI")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但却又不断引发人们关注的议题。对于"强AI"理念,我们应合理看待其所发的各种争论:(1)"强AI"理念是推动人工智能界不断打破人机界限、使AI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信念;(2)"强AI"争论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社会要素,特别是"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张力,且AI界的这几种文化也经历着由对立、冲突,到逐渐的尝试性对话与合作这一过程。(3)AI界、哲学界在对待"强AI"这一议题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AI界经历了一个由乐观与支持到悲观与放弃以及现在的谨慎心态,而哲学界对于"强AI"的态度则是沿着由批判与质疑到现在的大力宣扬这一路径演变,且当前他们对强AI所可能引发的风险更为忧虑。(4)"强AI"概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使其成为科学而非单纯的"科幻式"概念,并给予强AI风险议题更多关注。

中西悲剧善恶观念之比较

本文对中西悲剧善恶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古典悲剧多属于世俗伦理模式,在对善的执著追求和对恶的坚决拒斥中实现善恶分明的意图。古希腊悲剧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虽然也讲求善恶分明的原则,但她们所包孕的内容几乎没有中国古典悲剧那样强烈的伦理色彩。西方现代悲剧更是大异其趣,否弃颠覆了传统的真、善、美观念,致使善恶界限趋向模糊,却对更高层面上的真、善、美执著的追求。中西悲剧善恶观念的差异,昭示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文化内涵。

论老舍小说的隐含读者

小说叙述者在创作作品时,已经给作品规定了隐含读者。老舍小说的隐含读者就是城市普通居民。老舍清楚城市普通居民最关心哪些故事,所以他的小说中多叙述传奇、侠、恋爱等题材。老舍也知道城市普通居民的欣赏习惯,所以他的小说故事大都有头有尾,人物结局清楚,故事的时间地点确定,叙述时序比较单一。老舍更明白城市普通居民心理对于善恶各有报应的要求,所以他的小说也很注重关于善人恶人不同结局的描述。

《云笈七签》中的善恶思想

《云笈七签》是宋代道教的一部类书,其中包涵了丰富的善恶思想。其中对善恶之源头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元神之阳、三魂七魄、三尸九虫等方面,善恶可以从得道之人、修炼丹药以及祸福寿夭等方面得到表现,而修善则要从修心、积善、去恶等角度去完成,此外,道教对善恶报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当代社会中仍可以看到道教善恶思想的影响。

儒佛伦理观的冲突与融合——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谈起

文章从陈寅恪先生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入手,引出对儒佛伦理观的冲突分析。作者通过对儒佛思想的不断融合,不断中国化的探讨,概括出儒佛思想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重视人生问题、明晰善恶观念、凸显孝道思想、调和政治伦理等特点。

由善恶观的演变看当代文学发展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善与恶应该被同时置于道德与历史领域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并着重强调对于善恶的任何一种评价都必须考虑到认识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性。从这一思想出发来审视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对善恶的认识与表现也经历了由迷失到发现、由简单化到复杂化这样一种趋势,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失误。

湘南木雕中的吉祥观探析

湘南木雕历史悠久,作为湘南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与祝福,蕴含着无比丰富多彩的吉祥观。木雕艺人采用象征、谐音、寓意、比拟等手法,直接或含蓄地表达了人们趋利避害、祈求吉祥,追求荣华富贵的吉祥意念。

“三世”概念与“善恶报应”——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分析

印度佛教中的“三世”说和因果报应论是对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和信仰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然而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印度佛教思想,其中掺杂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本文考察印度佛教的三世概念、因果报应论与中国灵魂论和善恶报应思想的融合过程,并试图通过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来说明佛教理论的变化与发展。

汉代阴德观的建构及其在司法领域的展开

阴德观是汉代司法官在决狱中所热衷秉持的司法理念,它主张公平决狱(主要表现为慎刑慎杀)可积阴德,从而获取福报。它以善恶报应为其思想内核,并建构出一套自恰的解释逻辑。阴德观在汉代因东海于公积极践行、其子于定国位至三公而进入司法领域,广受推崇和效法。它重塑了汉代司法理念,也可视为司法官吏群体对自我行为进行调控和约束的一种手段,有助于纠正西汉中期以来盛行的酷吏滥刑滥杀之弊,缓解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但阴德观也导致司法官将自身利益与司法审判发生关联,造成司法"功利化",甚至妨碍司法公正。

中国传统诗性正义与悲剧的缺乏

在中国传统社会,悲剧缺乏的现象与诗性正义密切相关。在诗性正义的思维模式中,悲剧内容不利于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悲剧情感无益于人们修身养性;根据人们行为的模仿性,悲剧不能被用作道德教化的手段,只有宣扬善恶报应的正剧才能被用以道德教化。在传统诗性正义的思想观念下,文人具有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创作正剧用以劝惩,读者、观众习惯了福善祸淫的情节和结局,悲剧得不到人们价值观、情感的认同和接受。诗性正义深刻影响传统文学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传统社会。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西游记》中的善恶果报观与“淑世辅化”主题

善恶果报观的影响在明清之际发展到极致,在许多明清小说中都见其渗透痕迹。从《西游记》文本分析,小说的整体框架结构及某些具体章节都以此建构。《西游记》众多人物形象均经过"抑恶向善"的历程,尤其是孙悟空形象更是因"性恶"而受惩戒,再因"抑恶向善"到臻于至善,修成了正果。我们根据《西游记》小说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再结合前人于《西游证道书》《西游原旨》中的多处点评,可以进一步挖掘与探讨《西游记》以善恶果报而"淑世辅化"的小说主题。

人性善恶:三大心理学流派的人性观思想及本土化路径

人本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是三种主要的心理学理论流派,也被称为心理学的三大势力。在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上,三种理论流派采取了不同的理论预设,从而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咨询治疗技术。文章分析了三种主要心理学理论关于人性的不同观点以及所采取的心理咨询技术,认为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研究和运用以上三种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模式时,应注重对中国文化特异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