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拟乐府补题》的词学文献价值

《拟乐府补题》一卷,应社咏物唱和词集,由厉鹗、陆培、查为仁等10人唱和而成,查为仁辑刻。《拟乐府补题》唱和时间为乾隆十三年(1748)夏秋之际,唱和地点为天津水西庄。《拟乐府补题》有存词人词作、校勘、词史等方面的文献价值。而且,还有为深入了解咏物词、中期浙西词派、天津水西庄等方面的词学价值。

由建安赋序的创作方式看当时的文学观念

建安赋序交代了赋作的多种创作方式,如同题共作、即席而作、受命而作、代言之作等,但更多的还是主观的创作冲动。赋序还体现了建安时期辞赋功用观念的转变,他们可以状物、叙事、抒情、明理,这种自觉的创作实践和审美意识的追求带来了建安文学的极大繁荣。

论汉大赋体制的形成与辞赋散文化及西汉文学审美观念的关系

汉大赋作为特殊的文学体制,其发生发展线索的论述很不充分。从辞赋内部表达能力发展需要、描写对象变化需要、西汉文学观念特殊形态的需要几个方面探索汉大赋体制的成因。汉大赋是辞赋为了适应新的表现对象———事物外观、发展新的表现力———体物绘事而逐渐散文化的结果,也是辞赋适应新的文学审美观———以铺陈为美的西汉文学审美观念的结果。

《文赋》与儒家文学观

陆机从小就"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文赋》中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学观却一直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学界附会玄学时代潮流、片面理解儒家文学观的结果所致。

“诗赋欲丽”与文学观念认知的转向

"诗赋欲丽"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对于后世文学发展进程具有积极而且重要影响的意见。这一意见给其后的理论继承人最大的启发,更多体现在人们对于文学观念认知的心理转向方面。它消解了文人游移与文道冲突中的心理障碍或者说是心理上的疑虑,迎合甚或说是感发了文学家对于词藻美的兴趣。重视词藻成为了诗文创作的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不必担心遭到过多的思想攻击。"诗赋欲丽"含蕴的文学作品的声情美、节奏美的主张,同样也触动感发了文学创作对于声律的追求。骈文的兴起,诗歌声律的追求和理论探讨,不能说没有曹丕"诗赋欲丽"说暗藏其中的影响。

“尽日楼台住画中” “墨庄文囿足风流”——《花月痕》之园林审美和文学审美分析

为明晰中国古典园林审美的构成及特征;以《花月痕》小说为研究载体,着重从园林审美角度和文学审美角度对该小说中的审美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发现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主要由园林植物审美、园林建筑审美、园林人物审美构成,且园林审美有主客观相结合的特点;而悲剧审美为该小说的审美归结点;且园林艺术与其它门类艺术是异质同构的。对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审美和中国古典园林文学审美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香炉论”和“作家论”之区别——周作人与郁达夫散文观一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导言因都是名家所作而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的分量,特别是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执笔的散文部分的两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散文观,比较二者之异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两篇导言的特别的两个部分"香炉论"和"作家论"入手,来对比两人在此时期散文观上的异同。

汉代文学自觉的价值及其发展研究

先秦文学中文史哲混沌不分,汉代文学从广义的文学中分化出来,对文学的分科、题材与艺术形式等进行较为明确的区分与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征与艺术形式具有自觉性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赋为中心的专业作家群体,标志汉代文学发展到“自觉”程度。文章以汉赋为例,详细分析汉代文学在观念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自觉的价值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