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务员执行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处于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海南公务员的执行力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效。从公务员个人视角出发,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职级、工龄的海南公务员在执行力上差异显著,政策目标设定水平、个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和组织公正感与公务员执行力显著相关,目标设定的明确性维度、基本心理需求的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维度、组织公正的领导公正维度对公务员执行力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海南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

论信息科技原则在民事智慧执行中的展开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了信息科技原则。该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与时代意义,对于推进执行措施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予以确立。在多地法院大力推进智慧执行的背景下,目前,智慧执行体系仍存在智慧执行规定不够明晰、数字化支撑较弱、地方局限性较大、未实现信息共享、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困境。通过完善执行系统、联动执行机构、规范执行流程、限制执行底线,可以准确有效地划定执行范围,实现执行数据部分共享,促进执行过程数字化、透明化,由此得以贯彻信息科技原则的要求,回应执行体系数字化发展需要,健全我国民事执行体系。

制裁措施定位下民事执行拘留的围囿与优化

在经历立法承认、立法强化与体系化三阶段后,执行拘留措施的规范内容虽愈发成熟,但性质模糊及立法粗疏的痼疾导致在实务适用中出现了适用随意及功能异化的问题,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执行拘留的实质内涵与程序保障。《强制执行法(草案)》创设性地将其界定为制裁措施,通过类比行政制裁措施应将其定性为具有惩戒性质的司法处罚。通过借鉴行政处罚相关立法与理论成果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实施程序和救济程序进行制度优化,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可依。通过坚决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涤除被执行人皆老赖的社会想象以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拘留实务有法必依。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A'S CIVIL PROCEDURE LAW IN 2015

I.INTRODUCT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s new requirements and reform measures for continually improving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and protecting citizens’legitimate civil rights in the'judicial justice'sector,such as'the reform of filing system','the improvement of trial level system','the improvement of evidence system','the formulation of law on compulsory execution',and'the improvement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论民事执行担保——以完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为中心

民事执行担保作为暂缓执行的要件之一,具有扩大可执行财产范围、解决执行难的独立功能和价值。这项公法上的制度,是中国独特语境下的产物,但在近年来遭到了来自私法的冲击与挑战。通过对比执行担保与民事担保、域外作为“假执行”障碍的担保及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可以更准确地界定民事执行担保的性质与特征。对民事执行担保要件与效力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完善。

民事诉讼视域下宁夏法院司法公信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建设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宁夏法院司法公信建设成效显著,但相关工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新病和痼疾。因此,应全力提升智慧法院建设中对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的重视,从严适用虚假诉讼制裁及强制手段并健全联合防范机制,完善裁判文书上网质量监督及信息反馈机制,加快制定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管理等配套规定,破解执行难的问题,以全面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之目标。

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的缺憾与重构——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为中心展开

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为弥补破产制度带来的立法缝隙,为符合条件之债权人提供公平受偿之途径。但由于立法过于粗略,司法实践中出现参与分配适用主体类型争议、优先债权认定标准不一及优先担保权范围不明等适用乱象,本质上源于效率与公平价值之冲突、模糊性立法导致立法体系难以调适以及司法环境欠佳致使相关制度难以落实等问题。《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关于参与分配适用主体、清偿顺位等规定值得肯定。参与分配制度应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出台为契机,进行制度化重构:适度扩张参与分配制度适用主体之范围,坚持优先与平等并重的分配顺序价值取向,在利益平衡之视角下合理灵活确定优先顺位。

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与出路

执行难背景下,对被执行人权利的忽视、相应救济渠道的不畅通都是导致被执行人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根源。随着《民诉法》的修正以及《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出台,应当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民事执行程序,注重对被执行人权利保护,在目前执行惩戒措施适用混乱的状况下积极探寻保护被执行人权利的正当性,明确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边界,剖析被执行人权利保护的困境,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为我国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提供破解方案与学理支撑,充分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正。

关于民事执行调解的理论省思

作为执行实务中普遍存在的试行(促进)和解行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调解迄今没有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认可和规定,只能若隐若现地躲在执行和解的制度框架背后。在当下调解优先甚至调解普适化的环境下,有学者提出,不如明确赋予执行调解的法律地位,摆脱其“做得说不得”“说得写不得”“写得规定不得”的尴尬处境。然而,从执行中并无“纠纷”以及“审执分离”的基点来看,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并无调解权或进行调解的基础,执行调解不宜在法律规定中或者法律文书中予以明确,并且始终应是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与法律适用必须坚守的底线。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审执分离向何处去?

准确理解民事执行权的性质是推进审执分离改革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当前对民事执行权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从国家权力分工属性而言,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与折衷说;从民事执行权的归属而言,有债权人说、国家说和折衷说。域外对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并无统一的立法模式与认识,执行实践也各具特色。我国民事执行“执中有审、执审糅杂”,对执行实施行为与审查行为亦未做严格区分。民事执行权是实现债权人私法上权益的国家强制力,旨在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益并维持正常的法秩序。以此为基点来审视民事执行权与谋划审执分离改革,执行审查权由法院专属行使,部分执行实施权从法院分离,探索建立多元执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利益与执行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民法典》居住权规则适用的债法负效应及制度应对

《民法典》规定居住权制度以实现“住有所居”有其积极意义,但在物债二分的民法体系和与既有制度功能重叠等因素影响下,居住权规则会产生与租赁权之间的适用矛盾、挑战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效力优先性及民事执行“空心化”一系列债法负效应。应对之策为:以订立合同的目的及期限为区分做出相应的政策指引是协调居住权与租赁权的有效方式;可参照预售商品房请求权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关系处理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间的冲突;对民事执行的负效应,债权人可以依情形向法院申请撤销债务人的非法行为。

智能合约对《民法典》合同编的挑战及应对

智能合约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而蓬勃发展,成为区块链2.0的典型代表。智能合约以代码语言表现合同内容,蕴含了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合同。作为自动执行的计算机化交易协议,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有很大不同,对传统合同法规则中的合同设立、效力判断、履行、变更、终止、违约救济规则提出了巨大挑战。为了应对智能合约给《民法典》合同编带来的挑战,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研究,为《民法典》合同编实施提供技术平台;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治理,为智能合约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的效力问题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的效力问题事关人民法院是否支持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的效力的认定,应当通过审查程序加以确认。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的形式及原因合法有效的,人民法院才能支持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请求。

民事执行拍卖撤销事由研究

在民事执行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竞买人等主体向法院请求撤销拍卖是实务中最常见的一种执行救济方式。虽然我国已经有相关立法梳理了民事执行拍卖撤销的法定事由,但兜底条款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仍不足以面对实务中拍卖物认知不统一、法院是否尽到通知义务、竞买人资格认定存在争议、利益审查失衡等困境。撤销拍卖是公法行为说下各种利益综合衡量的结果,梳理归纳法院裁定撤销拍卖的各类情形,严格限缩拍卖撤销规则,在维护司法公信力前提下回应多方权利主体的需求,以最大化平衡好拍卖法律行为中的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

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

民事纠纷纷繁复杂 ,纠纷的性质不同、类型不同 ,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应当有别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体系 ,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时 ,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创造解决纠纷的非诉讼方式 ,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