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s and Visits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letters and visits system plays a vital role in government work, serving as a crucial tool for supervising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conduct, ensuring public officials’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governance by law. As Chinese citizens’ political awareness grows, the volume of letters and visits has increased steadi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e of letters and visit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dentifies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system integration, presents integration ideas for existing systems,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letters and visits system integr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other units undertaking similar system integration efforts.

On Protection of Worker Rights by Union Organizations through Handling of Letters & Visits

Chinese trade unions have always been keen on devel- oping and protecting worker rights. Today, they have the task of helping build up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By working to properly handle letters and visits, union orga- nizations aim at resolving problems workers are most concerned with, problems that are most practical and affect th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work- ers. The job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untry＇s endeavor to ensure decent labor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Story of a Souvenir Badge

LAST year I received a neatlywritten letter from the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Itwas obviously from a foreigner.Iwas surprised as I looked at theenvelope.Who could have writ-ten it?Having opened the letter,I dis-covred it wsa from a French girlnamed Dorminigue.“Mr Wen,” shewrote,″I want to visit you.Pleaselet me know when would be aconvenient time.″

论新时代信访工作法治化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作法治化改革持续推进,其制度成果集中体现于《信访工作条例》。新时代的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每个环节严格依法,做到预防法治化、受理法治化、办理法治化、监督追责法治化、维护秩序法治化。它建立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信访渠道汇集问题、依法分流处理、兜底解决剩余问题”的信访工作法治化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高度的实践回应性,信访渠道聚集问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分流处理问题契合体制运行规律,剩余问题兜底解决有赖综合施策。这种模式不仅回应合法诉求,而且能有效回应政策性、情感性等各种诉求,体现了信访工作的群众工作属性,在法治化的同时保持了社会主义底色。

从“非法索财型”信访案件的刑事定性看信访工作法治化

对“非法索财型”信访进行准确的刑事评价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而且能够有效维护信访工作秩序。信访人通过越级上访、重复信访等方式向信访机关索取财物的行为具备构成寻衅滋事罪或敲诈勒索罪之可能,司法机关对此应当审慎研判:一是要厘清“非法索财型”信访与行使权利之间的界限,二是要对非访行为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的程度进行综合判断。面对非访行为,各地信访机关一方面要全面改进统计、通报、考核工作,推动信访工作监督追责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信访工作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推动信访工作办理法治化。

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思考

涉法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重要部分,有其自身的特点、产生原因和化解方式方法。分析涉法涉诉信访的特点,探寻涉法涉诉信访的成因,对于有效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切实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保障社会大局的稳定,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论信访权利与信访制度——从比较法视角的一种考察

信访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悠久本土渊源的制度。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由于司法制度上的阙失,信访权利较之国外的请愿权而言,其法律权利的位阶及效力问题一向被边缘化,乃至隐身于非法律意义的层面。然而,《信访条例》中的规范语句还是为实务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而且该制度在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填补司法权利救济以及公民行使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政治权利在事实上不足的作用。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信访权利的具体内涵与边界尚无法借助司法审查制度在判决中所确立的审判标准得以明晰化,信访制度与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相比也缺乏以议会为主导的制度设计所具备的优点,其低效性更成为质疑的焦点。而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权利与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规范与事实上的各种问题,也正昭示了我国在走向法治国家的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困境中暗含的契机。

信访制度的法理探析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律性制度。目前学界认为,公民因信访所受有之利益并非源自其应有权利,而是一种非法律上之合法利益,即反射利益。从考察信访制度及其规范目的之历史演变、比较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类似制度,特别是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入手,对信访权的法律属性及其在法秩序体系中的定位从法理学的角度作了全新的阐释。

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历来重视最高法院的信访工作,但是信访实践与形式理性化的司法技术间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存在具有深刻的政法传统背景,故在可预见的将来取消最高法院的信访制度是不现实的。不过伴随中国政法传统的变迁,作为政治参与形式、纠纷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信访制度,将会逐步纳入到现代司法的运行机制中去。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并无信访权的规定,但一般认为,信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是公民宪法赋予的建议权、申诉权的具体体现。然而从实践和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对信访权加以分解,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医院上级转办信访件类别和成因分析及其处理对策

目的 了解医院信访的主要类别和原因，探讨日常医院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相应处理决策，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水平。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372份上级部门转办信访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72份信访中，表扬类信访共7份（1.9%），投诉类信访共365份（98.1%）；投诉类信访中涉及医院管理类和医疗质量类较多，分别占50.8%（189/372）和16.1%（60/372）。365例投诉类信访中，对于医护人员和窗口工作人员的投诉比例较高，分别占53.2%（194/365）和10.1%（37/365）。分析信访的主要原因，医院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结论 信访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医院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将是医院未来急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医院应完善信访制度，强化精细化管理，改善就医体验，开展专项培训，加强舆论引导从而进一步提高信访工作水平，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从对某三甲医院信访工作分析看医院信访的发展方向

结合对某三甲医院近500例信访事件综合统计分析的结果,阐述了医院信访的构成类别、原因及影响因素,并由此推断今后医院信访工作的发展方向,对现今医院处理信访事件,缓解逾趋恶化的医患矛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海某精神专科医院958例投诉性信访分析

目的了解精神专科医院投诉性信访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相应处理决策,提高信访满意度和办结率,减少初访量及重访率。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对上海某三级精神专科医院2008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记录的958例信访接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958例投诉性信访中,投诉主要内容为服务态度问题(380例,占39.67%);投诉的重点部门是门诊部(445例,占46.45%);投诉主要原因是在医院方面(415例,占43.32%)。结论应对医院信访接待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尤其在服务态度方面,以全面提高信访接待水平。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医院院办公室信访工作的难点与对策

通过结合实际情况、深入分析我院院办公室信访工作的特点，结合相关政策法规，查找在解决信访及纠纷事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进而提出通过建立健全信访培训机制、驻院律师制度、信访接待制度及非正常信访终结制度等手段，为解决院办公室在开展信访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转型社会的信访制度实证研究

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实际数据对转型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信访"的功能演变及制度困境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突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促使民众"信访"行为动机转变、利益表达需求激增,形成所谓的"倒逼"效应的重要根源。因此,信访制度舒困的根本对策在于"开源式"治理,推动发展战略的转型、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变革以及社会的组织化进程。

做好医疗纠纷信访工作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文章分析了新时期医疗纠纷中信访工作的新特点,探讨了完善医疗纠纷中信访工作的方法。

论信访权的宪法地位

信访权是有中国特色的,最传统、最贴近民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信访权具有与其它各项宪法权利不同的价值和功能,是其它宪法权利无法涵盖的。只有将信访权上升为宪法权利,在宪政视野下架构信访制度,才能使信访的价值和功能得到真正实现。

信访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

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信访属于辅助政制的范畴,在历史上它是我国核心政制效能严重不足时应运而生的代偿性体制。因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信访体制一度在我国宪法框架中居于主导地位,后随着核心政制效能的逐渐恢复,其正义推进功能有所收缩。当信访体制发挥对核心政制的补充效用时,两者会相得益彰,若处置不当则难免造成两者间发生"零和博弈"。过度强调信访体制的作用,试图让它承担明显属于核心政制的功能,从中长期的观点看可能失大于得。我国宪法框架现在和未来的走向,应该是核心政制和辅助政制依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各自回归其本位。从根本上说,消解信访困扰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改革提升核心政制的正义推进效能。有必要改革现行信访处置机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消除信访体制运行造成核心政制地位、权威和效能减损的现象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