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大学》与为学方法之变——从朱熹到陈确

《大学》以为学方法而被宋儒所提倡,成为宋明时期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虽有其完整的为学框架和为学次序,然而解读却具有不确定性。朱熹和王阳明均对《大学》进行了解读,却皆为其所困。陈确受刘宗周的影响,因时代之变,而著《大学辨》。他认为《大学》关系儒教甚巨,却近禅,问题的症结在于宋儒的失误,故陈确主张以《大学》还《戴记》,并提倡切于身心实践的素位之学。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儒道医风:明清医者画像中的理想形象

本文通过明清医者的画像、像赞,探讨医者如何从一个草泽铃医的形象,转变为融会自我认知与社会标准的一代儒医。明清科举时代,儒者入仕是为人生正途,由儒向医多是谋生选择。儒者习医从医之后,并未改其儒家本色。身穿儒服,交往高士,吟和诗文,中道清逸,是不少医者崇尚的生活方式。上医医国,救世安身,医书传世,知名医家多以儒医同道作为医者之最高境界。本文收集医者画像,图文互证,尝试从一侧面更为形象化地揭示明清儒医的容样风骨。画像虽不完全,但可见"其貌清癯,心存仁术,志好儒书"已成为其时医者推崇的理想形象。医者以儒风示人,反映出儒不仅在职业上是效法的对象,也是为人处世、自我定位和社会评判的标准。医者的儒道医风,显现其专业声誉与社会地位的关联,而此种趋同的代价是医者放弃自身之职业识别。医者画像,在一定程度上是医、儒在社会身份上难以界分的佐证。此种情形,在其他职业阶层中也有显现,这反映出在科举社会之中儒士阶层的至高无上。

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明清儒家士大夫从徐光启到严复,通过翻译会通中西,在儒家文化反思、转型与新文化构建中起到关键作用,值得专题研究。明清翻译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传统文化是士大夫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而类比联想则是其认知基础。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道学与诗的人生绾结——理学视野下的诗人薛瑄

理学大儒薛瑄是最早得以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有"明代醇儒,瑄为第一"的盛誉。这位理学醇儒不仅是程朱道统的典范传人,更是一位颇具性情的诗人。诗歌虽被薛瑄明确定位为以余力游之的余事,然见景而生、因事而感、随时而发的四溢诗情,却使得诗歌成为其立身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人生构成,登临游历,同僚酬唱,莫不有诗。平实雅正的诗歌世界成为这位道学夫子的情志寄托,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明代儒学教官考论

明代创办了体系较完整、制度较完备、覆盖较完全的官办教育体系,在各级学校中充任教职的儒学教官是明代科举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在科举教育政治化的背景下,明代儒学教官被纳入官僚体制进行管理,具有官、师合一的双重身份。与秦代法家的“以吏为师”不同,明代儒学教官制度可谓是“以师为吏”,这是明代高度集中的君权对于儒家作为立国之本的一种制度化设计,它巧妙地实现了官师、政教的合一。明代儒学教官的地位、发展、待遇等情形,可以视作明代儒学在专制君权统治下的一种生存状态。

试析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

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转型人员的构成、转型原因、从业特点以及转型对促进江西古代文化发展传播所起的作用。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寻道与循道:明清山东士人在家庭空间内的定位与走向

传统中国社会,家长在家庭空间内对士人童蒙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道德训诫,其定位坐标依然是儒家之道,涵盖了一切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以及群体观、社会观等价值观念,由此指导着士人去寻道并走向循道之实践。但由于受个体主观因素及社会外在环境等影响,士人践行中则出现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弃道求存、以道抗势等多样性发展趋势。

明儒邓定宇先生遗著版本述

作为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邓以赞生前未有文集问世。现存所见邓以赞文集,主要是两个系统四种版本,均在邓以赞身后编刊,一出邹元标藏稿,一出家藏稿。而《明儒学案》《明儒言行录》等书所辑选的邓以赞文字则均出自邹元标系统的金陵周文光刻本。

礼与情的纠葛——明清时期士人关于贞女现象的论争

在中国历代文献中,贞女是一个重要类别。明清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政府的旌表、文人的宣扬等,诸种因素推动贞女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士人出于学术态度、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等各种复杂原因,参与关于贞女现象的争论。这场争论也体现了宋明理学与清代礼学之间的冲突与传承,对于人们理性审视贞女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庙堂与江湖:从修省弭灾看明代士大夫的时代性格

在明代政治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士大夫群体,其鲜明的时代性格在修省弭灾这一政治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传统儒家文化浸染下的政治精英,士大夫们在明代各个时期的修省弭灾活动中总是心忧社稷,努力捍卫儒家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其修己致治、家国天下的情怀也得到彰显。士大夫是明代修省弭灾的重要参与者,其政治情怀、道德架构和人格旨趣在这项旨在祈福禳灾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散发着浓郁的家国一体、社稷为重的家国情怀。

盐民儒士的价值取向与明清时期淮南盐场灶户宗族的兴衰——金沙场文锦堂《邱氏宗谱》释读

淮南金沙场《邱氏宗谱》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朝道光四年,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近500年的宗族历史。宗谱呈现了邱氏族人中儒士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淮南金沙场乡里社会实态,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身为移民编入灶籍的灶户家族中的精英们,为宗族建构不断奋斗、调适、挣扎直至衰落的历程。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庙堂与乡野:商辂的礼祀观念与信仰生活

明代"三元宰辅"商辂的礼祀观念与信仰立场,可谓当时江南儒家士大夫的典型:职在庙堂则坚决维护儒学思想及其礼法体系的正统地位,斥佛老之教为"邪道""异端";退居乡野却与僧道关系密切,似乎能包容、接纳甚至主动亲近佛老之教。本文从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信仰现象入手,将商辂的礼祀观念置于"庙堂—乡野""官—绅"的身份退阶模式中进行考察与分析,力图揭示此类"前后不一致"的儒者知识精英在信仰观念上的内在转变及其"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人文教化价值立场——儒家"礼"的根本精神在适应具体的地方信仰环境中得以维持与实现。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