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思考与完善进路——以63件不起诉案件为研究对象

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后置型”的犯罪治理模式,行刑反向衔接不仅能够填补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不诉了之”所留空白,还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其背后折射出从重刑轻行向行刑衔接转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治理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等逻辑。但在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出现了行政处罚时效判断标准不一、内外部移送缺乏明确规定、被不起诉人和被处罚人的定位混乱、存在不刑也不罚追责盲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当前行刑反向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及原因,进而在制度设计、平台建设、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行刑衔接中的检察监督机制构建——以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为例

2000年国务院开展打假联合行动,首次提出行刑衔接。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基于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行刑衔接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检察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衔接不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行政执法前置过程中检察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检察监督不到位、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不到位、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事司法追诉检察监督不到位。针对此问题,构建一种全新的检察监督机制,即巡回检察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实质上的检察监督权,衔接人大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破除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的检察监督不到位问题,从而为真正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制度探索指引。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初探——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完善该机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检察权的性质问题。本文即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在评析学界各种观点后,提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结论;并以该结论为基础,进一步阐释该机制的应然模式和在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建议。

论检察调解制度的构建

建立检察调解制度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预防重新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我国有必要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支撑下,建立规范的、操作性强的检察调解机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解权,规定调解权行使的原则、条件和范围、程序;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大调解”背景下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

"检调对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对接,是"大调解"模式在检察环节的充分运用,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刑事和解的创新工作机制。拟在"检调对接"机制的实证及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彝族地区的特点,对彝族地区"检调对接"机制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公诉环节检察调解机制新论

面对社会转型中大量出现的轻微犯罪,单纯刑罚手段对恢复因犯罪所造成的不调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不甚明显,而检察调解则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防范案件,进而实现和谐司法。为此,我国可以从检察调解的范围、条件、适用程序等方面完善,正式引其入律。

“检调对接”若干问题探析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新名词。"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法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检调对接"在职能范围和模式选择上有其独自的特点。

合规不起诉案件检警衔接问题研究

检警双方的顺利衔接是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必要前提,对于保护民营经济和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范围的扩大,检警衔接逐渐暴露出若干亟待解决问题。完善合规不起诉中检警衔接机制应将合规考察纳入立案侦查程序,提升检察监督效果,建立检警办案信息互联互通机制。

诉调对接下先行调解的实践检视与优化路径

诉调对接下先行调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中却未有效发挥其价值,未能满足当事人快速解纷的需求、未实现与诉讼的良好衔接、欠缺健全的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先行调解应注重当事人心理预期对纠纷解决的影响,发挥其双向需求满足的功用。此外,双向反馈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亟需重视,从而真正实现正义与效率的最优。

关于我国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现阶段是我国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矛盾风险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直接性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纠纷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对这些纠纷的解决有着指导性的作用。笔者在查阅大量民事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文献的基础上,就这一机制进行了思考总结。

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研究

通过建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弥补中国现行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不足,是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契合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标,也是中国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维护职能的重要体现。但是,中国新建立的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性质定位不明、法条设计简单、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是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定位与衔接问题,直接影响该制度的正确实施。通过对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学与经济学理论梳理,分析中国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实施存在的现实困境,发现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进行制度重构,合理设计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才能在尊重反垄断行政执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提高执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确保反垄断法实施的系统性和协调性。通过“法法衔接”进一步体现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兼顾公益性和私益性的特点,达到弥补单个主体损失实现维护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监检衔接关系中检察权提前介入研究

现阶段,检察权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已经是既存的客观事实,监检两机关对检察权的提前介入也持肯定的态度。自设立国家监察委之后,已有多起职务犯罪案件经过商请检察机关对国家监察委的办案工作提前介入。实践证明检察权提前介入的功能价值在于实现法法衔接,贯彻刑事诉讼证据标准,防止出现“以调查为中心”的局面,促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但是检察权“提前介入”程序并未在《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详细确认。鉴于理论和现实需求,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该机制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并在司法解释中细化和完善其基本操作流程,继续让其发挥提升办案质量的效能。

“检调对接”的理性思考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新名词。"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法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检调对接"在职能范围和模式选择上有其独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