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劳动民歌生态意蕴探究

由于时代变迁,社会生产劳动方式的改变,巢湖劳动类民歌失去了原有的生存根基,但其映射出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沉淀出的特有地方文化,以及浓郁的田园气息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意蕴,是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中意欲表达的生态情怀。从巢湖劳动类民歌生态表现、生态意识,结合音乐本体的生态特征,钩沉巢湖劳动类民歌中的生态记忆,探究其生态意蕴。将传统艺术中的生态意蕴向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中延展,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论《湖南民歌》中的女性困境和女性意识

湖南民歌作为民间文化的瑰宝,流传久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湖南民歌》中有许多以女性为主题的篇目,这些篇目从女性视角讲述了底层劳动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她们拒绝不幸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社会地位,都体现出她们对封建男权主义压迫的反抗。

京族民歌的历史文化叙事

京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防城港市的巫头、万尾、山心及北部湾沿海一带,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历史上主流社会对京族历史文化的叙述较少。这并不意味着京族没有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叙述。该文在对京族民歌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京族民歌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表现力和叙述功能,既是该民族民众重要的情感表达工具,又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叙述着族群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关照京族民歌中京族的族群历史文化叙述,探讨民歌这一民族文化符号在民族历史文化叙述中的独特价值,对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

先秦曾出现过“采诗观风”的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诗歌发挥舆情功能。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并创作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这类诗作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形成独特罕见的意象群。

“劳弗特藏”中国早期录音中的民间歌曲分析与归类

对伯特霍尔德·劳弗1901-1902年在中国考察期间录制的部分蜡筒录音歌曲进行分析,发现多数歌曲使用[孟姜女调][五更调][剪靛花调][客家小调]等曲牌进行填词歌唱,其中《妓女告状》为铁片大鼓曲牌,未知曲目名称为《和尚采花》。这一时期民间歌曲与曲艺音乐的形态,都是在一个曲牌基础上添加多段歌词演唱并讲述故事。

晚清早期考察团海外游历诗的异域体验与误读

晚清早期考察团海外游历诗产生于1876年郭嵩焘出使之前,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以传统行旅诗歌题材来记录个体海外游历的所闻所感,展示了晚清早期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图式。与此同时,跨越空间、文化视角的海外书写给我们展示了晚清士人初次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试图将西方文明纳入传统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误读。

新宾满族传统婚俗音乐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长期文化适应过程中,新宾地区传统的满族婚俗与汉族婚俗经过高度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共享现象。这体现了满汉两族的双向认同,也体现了双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当今新宾地区仅仅建构了满族传统婚俗而未建构汉族传统婚俗,体现了建构中的族源意识与地缘情结,体现了满族的文化自觉。建构的满族传统婚俗音乐不仅有萨满演唱《阿察布密歌》、满族秧歌、满族歌舞表演内容,还纳入了汉族吹打乐《抬花轿》。这些并非原生的满族婚俗音乐,由于和具有满族特色的婚俗仪程一起而使其涵义增大,从而具有了塑造满族文化认同的功能,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影响力。

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自1938年西南歌谣采风始,闻一多所热爱的“民族国家”内涵有所变化。之前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之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历经西南迁移与歌谣采风,闻一多实现了对“人民”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转换,基于“人民至上”立场,其20世纪40年代的诗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发生转变:不再执着于传统诗学与唯美的艺术形式,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不再躲进书斋,做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而是贴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表达对“人民”创造“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政治体认。

中国情诗的温婉秀丽之美--《西洲曲》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深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说的影响,强调有节制地抒情、情志合一。但是南朝民歌的创作似乎打破了这一诗论观的束缚,多以情歌为主,毫无禁忌地抒发个人内心火热的情感意志。本文将以南朝乐府民歌代表作《西洲曲》为例,就我国南朝民歌为何能够冲破这一“民族禁忌”,留下如此温婉缠绵的爱情诗歌进行探讨,探究在何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出一系列的中国情歌。

“采风”还是“田野工作”?

我国古代“采风”是有其特定的涵义。20世纪以来,我国到基层发掘和研究民间音乐的人,也有一些打着“采风”的旗号、抱着“采风”的态度进行工作。“田野工作”又称“田野调查”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化人类学术语,英文为“fieldwork”,是指文化人类学者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调查工作。“采风”和“田野工作”有共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该文建议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用“田野工作”替代“采风”的提法。

刘兆吉及其《西南采风录》

1938年春,刘兆吉参加了西南联大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在3500里行程中,他沿途收集民歌,集成《西南采风录》,是为西南联大较早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现代三百篇”,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它开创了我国以个人力量采风并将所得歌谣编辑成书的先例,保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南社会的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具有社会学、民俗学和语言、文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风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

杨荫浏带领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从事的一系列民间音乐考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为中国音乐学积累了第一批研究型考察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和方法今天依然适用,总结经验并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讨论相互比照,将会提升今天的学术眼界。

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

作为一个世居广西、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及其先民在其长期生活的岭南地区创造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色彩的民族文化。其中,作为标志性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咏文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壮族人的生命情感与诗性智慧,涵载着壮族成长的悠悠记忆,建构起壮族集体认同的文化纽带。

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潮汕方言歌谣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一笔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前此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着收集数量偏少,对象界定模糊,体式界定不清,用字不究、少有注释,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等问题。而明确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歌谣用字;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以及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五方面是在对上千首歌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更有利于传承。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大浪淘沙与沙里淘金——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的思考

1979年后举国上下大规模开展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实施,对抢救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通过参加《中国民歌歌曲集成(湖北卷)》工作,体会到:田野工作是研究的基础,面对收集到的繁杂的大量民歌资料,不能只凭个人主观想法或兴趣去臆断、取舍,应沙里淘金;案头工作是研究的深化与再发现;凡有争议问题要找歌手进一步核实;对文史方面的问题,要请当地的方志办协助查寻,要杜绝膺品。这样,才会有新发现、新思考、新成果。

《诗经·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诗经·国风》民歌说"渊源于秦汉时期的采诗说,朱熹加以申述,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又参照俗世民歌进行考论,遂成定谳。否定"《国风》民歌说"的学者一般从《国风》非民歌原貌、《国风》内容非出平民两个角度切入,本文补证"《国风》民歌说"难以成立。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