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重罪到轻罪的重大变化,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这要求我们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首先,要明确轻罪的定义,可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以处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为下限,这一轻罪概念既契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轻罪立法的一种前瞻性考虑。然后,对轻罪扩张现象进行反思,厘清轻罪扩张带来的正面功能和负面效应,指明其具有回应民意、完善立法、规范行为的优势,也揭示其简化司法、异化刑罚、附随后果过剩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轻罪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在实体层面依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和第37条的定罪免刑规定,建立多元的轻罪处遇模式;在程序法层面贯彻“三分原则”;在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主体、对象和内容;在前科消灭上逐步建立犯罪记录封存、注销和复权制度。这样多措并举,推动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从消极惩罪向积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保安处分制度逻辑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反思与合理限缩

在我国轻罪认定激增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致使“轻罪不轻”,减损了犯罪化立法的积极意义。对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之人所施加的不利后果都应当纳入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并在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资格限制型和社会权益减损型。犯罪附随后果性质上应属保安处分,其正当化根据在于犯罪预防、增加犯罪成本以及维持涉公益职业的资质要求。但是该制度目前存在过度社会防卫倾向、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欠缺合理逻辑关联、多种附随后果叠加适用以及适用程序失范等问题。对此,在实体层面应当以比例原则为指导,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至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具有关联性的范围,并与前科消灭制度配套适用,促进轻罪犯罪人复归社会。程序层面应当统一犯罪附随后果的上位法规范依据,推动其适用权限向司法权收束,增强其适用的刑事司法性。

论刑罚附随后果的性质与体系洽和

刑罚附随后果主要在于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其性质存在行政责任说、资格刑说、刑罚体系外的准资格刑说及保安处分说等四种理论学说。通过对刑罚附随后果的内容进行分析,应当认为其性质为保安处分。保安处分说受到质疑之处在于保安处分内容不清、体系定位不足,其与现行刑罚体系发生一定冲突。冲突的解决应当回归到刑罚附随后果是保安处分这一基本性质,完成与刑事制裁体系的洽和。具体路径是整合刑法内外的刑罚附随后果制度,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对犯罪分子科处刑罚附随后果的重要指征。与此同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与罪责自负同步推进。

论前科制度的量刑价值

前科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 ,在于影响到对犯罪人后罪的刑罚的评定 ,它属于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之一。前科量刑价值在我国也是被认可并被广泛适用的 。

论刑事禁止令的性质、适用原则及法律后果

禁止令是指强令管制犯或者缓刑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一种法定不作为义务。管制禁止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缓刑禁止令具有与监禁刑关联的属性。禁止令适用的基本原则有"必要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后者包含关联性、可行性和不得重复禁止等三层意思。管制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与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不可相提并论。对管制禁止令的违反是对刑罚执行义务的违反和抗拒改造的表现,不属于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引起刑罚后果;对缓刑禁止令的违反,表明不执行原判监禁刑的法定条件消失,从而引起执行原判刑罚的后果。

刑罚附随后果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耦合及其优化

刑罚附随后果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应用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正在建构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耦合。刑罚附随后果通过三种不同的样态,作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与衔接尚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因此,应当在充分贯彻社会信用体系固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对刑罚附随后果的应用进行限定和完善,强调其作为失信惩戒手段时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联,慎重对待其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克减和限制,并通过完善守信激励制度为曾受刑罚者冲减刑罚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提供有效渠道。

社会治理中惩戒不当联结的法治约束

连坐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但认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所有“连坐”都不具有正当性,实际上是混同了惩戒和规制。对公民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并非都属于惩戒,也可能为规制。惩戒是对过去违法行为的制裁,对象只能限于违法行为人。规制是对未来行为的限制,对象可以包括违法行为人及其以外的相关主体。体现刑法、行政法等一体化社会治理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目的不应定位为惩戒,而应是预防风险,所以犯罪附随后果可以不限于犯罪人。应合理配置不同位阶法律规范对惩戒和规制的设定权,并保障惩戒和规制的实施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等现代法治原则。为了从根源上消除社会治理中的不当联结措施,应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附带审查监督。

犯罪记录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耦合嵌入与功能校正

犯罪记录制度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其所内含的责任连带与激励机制,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调节效能与社会信用体系相通,这是犯罪记录嵌入社会信用体系的客观基础。犯罪记录中的前科事实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评价要素,由此扩展了刑罚的附随后果。但在两者实际的制度勾连中,社会信用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功能异化,表现在前科事实与信用惩戒后果的不当联结,以及信用评价对前科事实的过度惩罚等。它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追求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的平衡,也会消解犯罪记录制度的积极功能。因此,应当明确犯罪记录介入社会信用体系的应有表达逻辑和基本功能,并且社会信用体系对犯罪记录的运用应当受到合法性、相关性、比例性等原则的约束。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

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对有犯罪前科者及其家庭成员或亲属适用的,对特定权利和资质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犯罪附随后果与刑罚、保安处分等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也会给犯罪人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严厉性有时不亚于刑事处罚。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其消极影响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会愈发严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规范化应贯彻权利理念,满足宪法规定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并以风险规避理论为指导;在方法上则有立法规范、司法程序和配套制度保障之别,应采取体系化、综合化的策略;基本路径是在明确犯罪附随后果具体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下位规范失效制度和系统化的犯罪人权利恢复与保障制度,确立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在相关规定竞合适用时遵循司法优先原则,并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后果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下,新罪,尤其是轻罪不断增设,在此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蕴含的风险不断加剧。具体而言,增设新罪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风险源于行政处罚带来的权利限制、信用惩戒导致的信誉降低、犯罪记录形成的负面印象,并在处遇措施无序、网络时代到来、信用机制失灵等因素的影响下致使犯罪附随后果过于严苛、趋向弥散、难以消解,犯罪附随后果的风险由此生成。化解犯罪附随后果的风险,得从恪守人权保障原则、谨慎对待后果增设、明晰措施适用限度三方面入手对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想要通过对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非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进行整体改造进而防范犯罪附随后果的风险,则需要将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刑事法治范畴、使社会自治力量介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让群体对立减轻接纳复归社会的有犯罪记录人员,从而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形成合力,完善社会主体间的信任机制,实现犯罪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