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研究

激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结构、解决法治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激励制度作出原则规定,且在激励制度的运用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境外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此时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具有较高可行性。建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激励制度应当遵循科学化、体系化原则,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原则,明确性、时机性原则以及程序公正、公开原则,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则应当从选择激励的立法模式、确定激励的范围、增加激励的种类、优化激励的方式以及设置激励的程序等几个方面着手。

依法治疆视域下的“法治—文化”同构探究

做好新疆工作,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共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积极培育依法治疆的文化底蕴,即法治文化。这就关涉到“法治-文化”的同构建设问题。法治的精神需要文化的积淀。从新疆的社会实践来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法治文化的建设,引导新疆各族群众崇尚法治、遵守法治和捍卫法治的文化建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迈向数字法治政府: 开放政府视角下的公民法治满意度

“数字法治政府”不仅是依法治国建设的战略延伸,亦是我国政府在数字时代自我革新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成效,也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之于公民法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对公民法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公民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对政府法治水平的评价,会因地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权利保障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和法治满意度的关系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从案结到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治建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要司法理念和工作目标,旨在破解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难题。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面临着受案范围、起诉条件、有限调解、诉判关系、审判体制、绩效考核、智慧司法、司法能力等限制因素影响。当前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应当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三个效果”内在统一的关系,以整体政府理念为指导,从战略谋划、依法行政、多元化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等方面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回应当事人对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多元需求,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目标。

乡镇政府发挥法治乡村建设主体作用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断推进,作为其基础性工作的法治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乡镇政府作为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有其必要性及诸多现实意义。但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时依旧面临着主体边界模糊不清、专业化程度低、压力负担过大等现实困境。因此,针对现实问题,从乡镇政府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分析梳理加强乡镇政府主体作用的路径。一方面从内部对乡镇政府自身进行优化与调适,另一方面需要其他外部因素的助成与支持,两方形成合力。以此为乡镇政府划清职能范围、提升专业化水平、降低不必要压力,使其在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为法治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城建档案验收告知承诺制的实践逻辑与立法完善

为了提升档案验收的治理效能,城建档案验收治理实践中创新发展出告知承诺制,并初现制度雏形。在城建档案验收引入告知承诺制的现实基础可以从政策规范、服务型政府以及行政效能原则三个方面予以证成。城建档案验收告知承诺制在实践运作中呈现出事前指导、事中承诺和事后核查的逻辑构造。为更好实现城建档案验收告知承诺制的治理价值,应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中作出专门规定,明确其适用范围、实施程序以及法律责任,使其实施具有明确法律规范依据,推动城建档案验收告知承诺制的全面实施,切实提升档案验收治理的实际效能。

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主体意识培育的现实检视与困境纾解

培育村民主体意识是迈向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也是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大势所需。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提出了制度之维、权义之维与秩序之维三个维度的制度要求与基本任务。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累积的过程,需要面对权利失语、数字失能、秩序失灵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力的界限范围、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从话语掌控、数字优化、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

高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路径研究

依法治校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高校治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路径。依法治校示范校的创建,是贯彻落实依法治校的务实行动。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创建合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创建根基;三要坚持科学决策,健全防控体系;四要深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

从“国家构建主义”到“国家规划主义”——理解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视角转换

在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方面,存在国家构建主义和国家规划主义两种理论视角。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强调党政同构的国家意志对社会具有高度的支配性,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的总体思维、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塑造、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倾向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立场。该视角固然承认国家和政府介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容易忽视社会法治建设的恰当思路和方式。相比之下,国家规划主义将规划本身视为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必要手段,认为当下的法治建设围绕法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展开,通过党政间的耦合协同、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实现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建设的双赢。作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机制、新思路。总体而言,虽然国家规划主义视角相较于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并不表明当下的法治建设完美无缺。在现实中,既需有效解决法治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又要直面和研究数字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实现国家规划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不断修正和升级。

农村法治建设探论

探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问题。指出由于国家制度供给、国家发展模式与资源配置、农村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法治的平等精神缺失、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认为农村法治的未来发展宜采用政府主导推进型模式,在政府领导下通过各种具体制度的建构来促进农村法治的发展。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规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之中,凸显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的核心价值与地位。2008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对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法治化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规定,但该法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大量被虚置、误读,甚至规则相冲突的情况,折射出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困境。结合对《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状况的分析,全面审视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状况,分析和探讨法治一体建设的基本路径,对我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加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应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组织引领、法治引领等四个方面着手:将坚持正确的方向贯彻到乡村治理中,确保乡村治理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治理德治化;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激活和凝聚多元主体力量,促进乡村治理自治化;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依法领导乡村治理的水平,带动法治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治理法治化。

《物权法》对构建法治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深远影响--从公法学角度透视

《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有着明显的公法因素,对国家公权力及其行为必然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突出表现为:必须确立物权的平等保护观念、提高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倡导高效利民的服务理念等。今后应当通过构建统一登记的工作机制、登记错误的赔偿机制、国有财产的管理机制和征收征用的程序机制等,切实保障该法律的有效实施。

新时代农村法治的实践障碍与制度逻辑

农村法治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关系到法治中国梦的实现。目前,经济发展滞缓、农民法治意识淡薄、农村法治建设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以及农村法治文化落后等诸多因素严重阻碍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现代化的步伐。化解农村法治现实困境的有效方案必须以法治化的实践方式着力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稳步实施,包括完善立法保障农村基层法治推进,增强农民参与治理的权利意识,推广公益律师参与乡村维权制度,践行农村法治、德治与基层自治共进的治理模式,强化党和政府对于法治农村建设的领导力和向心力。

从《民法典》看乡村治理中急需关注的十个法治问题

结合我国《民法典》的实施,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这些问题时,要重视两个核心的民法规则:一个是《民法典》第96条关于农村集体法人作为民法特别法人的规定;另一个是《民法典》第261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组织及其所有权制度的重大变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准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土地理论、农村集体化理论,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涉及农业的经济基础已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勇敢地推出农村地权流转的政策思路。在乡村治理的法制建设中,要解决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相区分的问题;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中建立股东大会、成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问题;完善集体组织中的成员和成员权的制度设计;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把“三权分置”当作一项重要的制度予以推广,搞清楚地权运作的法律基础问题;把紧宅基地审批关,推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满足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及新型农村合作社问题的需要;解决农村集体、农民家庭和个人的各种土地权利登记问题。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和引领性。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始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显著特征,良法善治是贯穿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民为本、公平正义的立法原则,源于习近平总书记以民为本、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伟大情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不断提高我国立法质量和效率的思想引领和制度建构的根本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其深邃的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立法理论,必将有力引领和推动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发展。

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司法所的现状、困境及其应对——以132个司法所为分析样本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其基础和工作重点均在基层。司法所作为我国最基层的司法行政机构,承担着指导调解、受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组织提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协调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等职责任务。实证调研表明,绝大多数司法所的组织现状并未达到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尽管司法所已尽可能地形成调适性的工作机制,但其职能呈现与应然之间仍存在较大张力。究其原因在于司法所面临主体异化、职能超载、法治资源冲突、法治权威阙如等法治困境。优化司法所的职能定位、完善司法所的工作机制、树立司法所的法治权威,有利于司法所走出法治困境,以确保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落实到“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