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一统的都城规划——再论隋大兴的空间形制建构及其历史意义

隋大兴是在一统全国过程中规划建设的新都城。其营建不仅在于都城空间本身,也包括以都城为核心面向整个疆域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以及隋大兴的建设背景,认为隋初围绕大兴城在疆域范围、近畿区域、都城形态三个层面的一系列空间建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与全国一统进程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空间政治实践,呼应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丰富和发展了“大一统”理念在都城规划中的表达,提高了都城在国家秩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形成和巩固。

中国少数民族首次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研究

北魏主导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建构的共同体理论。它将鲜卑、羌、氐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到炎黄后代的范畴,提出了以鲜卑为主的“华夷共祖”理论,认为共祖于炎黄的“夷”也有权利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并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国观和王朝观。这展现了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主观愿望,打通了少数民族追求和实践大一统的通道,为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空间营造模式研究

商业步行街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应运而生。各地都建设不同规模的商业步行街,而步行街的空间营造模式成为商业步行街规划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以西安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分析的方法,从人的使用感受和积极空间与消极空间的角度,对其空间进行研究和评价,并结合景观小品布置,对大唐不夜城的空间营造模式进行分析,获得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的优缺点。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可以为商业步行街的空间营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清朝前期民族观的嬗变

清朝兴起于东北,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入关代明,发展成为统有全国的大一统王朝。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分四个阶段论述了从努尔哈赤建国到乾隆时期近二百年间清统治者的民族观及其嬗变。

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思想理论成果。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秦代刻石对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秦灭六国以后,始皇帝巡游帝国疆域,先后留下不少刻石,有七篇文本流传至今。秦代刻石内容除了敬祀鬼神、宣示功威、歌颂功德之功用外,还将重构道统作为建立治统的合法依据和先决条件。秦刻石采纳和吸收了先秦儒家学说,通过道统的重构和认同,构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这突出地表现在征引儒家经典,凸显儒家礼教观念和圣王系统;采用儒家礼仪,彰显“天下一家”的包容胸怀和王道观念;吸收借鉴儒家王道正统的新论,将始皇帝与先圣尧、汤、文、武的行迹加以类比,实现对始皇帝本人的圣化。在叙事上精心选择角度,通过追忆重建了发动统一战争的道德依据。作为秦人最为可靠的自画像,秦刻石展现出秦人军事上一统之后在政治大一统上的努力与尝试。这种努力与尝试成为垂范后世的典范,彰显出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与历史地位

"秦汉"往往连说,与"汉承秦制"有关。就秦汉政制对后世的影响,政论家与史论家有对于"秦汉之典"与"秦汉之规摹"的分析。而"秦汉之所赐",即秦汉历史创造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有学者以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鲁迅言秦汉时代精神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所谓"气魄深沈雄大",均切实准确。所谓"闳大"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秦汉时期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表述。而进取意识、务实态度、开放胸怀,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基本风格。历代史家对于秦汉历史地位之重要,均曾予以重视。当前的秦汉史研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说明之外,对历史大趋势的走向应予认真考察。在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更细致地研究之外,就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族动态、文化格局等宏观问题,也应当进行认真地探索和说明。

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

阴阳五行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密码,"大一统"是中国思想的"集体无意识",乡土意识是中国思想的底色和基调,这些至少是秦汉思想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何休的“大一统”政治观管窥

何休作为汉代公羊学理论的总结者,依托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与发挥建构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借助于整顿和确立《春秋公羊传》义例,为困境中的今文经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同时,再一次高扬了"大一统"的旗帜。他通过对"春秋之五始"的逐条分析,从超越与现实两个维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并最终落脚于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君臣关系。

“大一统”视角下的清代新疆城市发展研究

清代康、雍、干时期,清政府逐步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完成了中央王朝的"大一统",从而支撑和保障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的行政改革,农业开垦,移民实边,商品贸易。一方面,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强了区域间的联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疆的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反"大一统"的力量又是清代以来新疆城市发展薄弱和相对落后的最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燕赵文化的整合与传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专制制度也逐渐形成。汉武帝则通过"独尊儒术"的文化手段,强化了文化的封建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文化背景下,促进了燕国和赵国的文化从战国时期相对独立的诸侯文化,向相互融合的区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服饰、城垣、庙祠建筑等文化载体,逐步融入大一统的文化之中,而地域性的人文精神、文化信仰和民风、民俗,在统一中保留着地方文化的特色。同时,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体制,促进了燕、赵、中山等诸侯文化的融合,加快了燕赵文化的整合与统一。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元代大运河沿线水闸的建造与管理

为保证大运河的漕运通畅,元代积极整修运河沿线的水闸。结合任仁发的《水利集》、方志、元人文集中的修闸碑刻以及遗址考古实物,可以发现,元代大运河沿线水闸早期多为木闸、后期多为石闸,建闸工程多为春季开工、夏季竣工,各闸形制规模基本相同。就管理而言,元代大运河沿线水闸的主管机构有属于中央官署的都水监及其派出机构分都水监、行都水监。元代官方对运河水闸的管理主要为使用“水则”启闭水闸与通过“石则”控制通航船只的大小。从整体来看,元代大运河沿线水闸的管理呈现闸官数量冗余、通行状况不佳、管理水平低下以及管理制度屡遭破坏等现象,故其在中国古代运河管理史上的地位不宜高估。

思想、实践、制度: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话语体系构建——读《清代国家统一史》

历史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脉络与谱系,是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不断反复思考和探讨的重大命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重大性,以及历史发展脉络的多元性、政治实践的多变性、思维认知的复杂性等交互影响,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阐释仍在不断探索之中。《清代国家统一史》以国家统一史为研究视角,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哲学维度上,以“大一统”思想为统领;实践维度上,将清代分为实现、维护和巩固统一三个阶段,对清代国家统一历程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重点阐述了清代经略边疆的复杂进程和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制度维度上,解析了清朝国家统一的制度特点、功能及其主要架构。这一研究成果,虽然也存在薄弱环节,但其尝试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清代国家统一史话语体系”,这是从“中国传统和本土出发构建清代史研究”的“三大体系”的重要努力,有利于推进边疆研究及清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也是取得实际成效的表现。

“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

清朝如何维持对广袤疆域、多元族群的有效治理,学界已有诸多不无启发的考察。回归清人的语境中,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成为清代君臣描述盛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事实上,"同文"在清代政治文化的构建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其政治意义的解读也形成两条交互为用的线索。一方面,经由清高宗对经义的发挥与新解,以多语文为表征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共存于同一统治框架之中,共奉大清声教。较之前代,各族群及其文化得到相对平等地承认与对待。另一方面,清帝发挥同文的教化意义,通过纂修书籍、规范语言等举措整齐文教、尊儒重道,实现治道合一。同文的两种解释路向共同交汇于清代皇权,使同文之治得以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轶前代的治理效力,也为清代统治正统性的论说提供了思想资源。

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苗疆书院于清初渐兴,乾嘉“苗变”后快速发展。借此,传统中国成熟的德治原则、“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苗疆,并重建“边缘”之地共同的精神信仰,强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相较一般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教育教化功能,作为“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和表征,苗疆书院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