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诉源治理的模式演变及经验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起源观认为,国家出现前人类社会处在纠纷不断的混乱状况,国家产生是为结束这种状况,这奠定了传统诉源治理的观念基础。从先秦到秦,秦制建立了中央主导型的诉源治理模式,取代了早先宗族主导的诉源治理模式。汉代以后,地方在诉源治理中的自主性变强,形成地方有限自主的诉源治理模式。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家庭、宗族、士绅以及宗教等多种力量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多元参与的诉源治理模式得到发展。中国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演变表明,只有在宏观上准确认识诉源治理在政治体制的地位,在微观上有针对性地发挥不同层面的治理力量,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对传统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吸收传统诉源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

《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判”应为尚书都省誊写的礼部呈录文。其所录省劄的正文并无“奉圣旨”或与之类似的文字,这是金朝后期尚书都省肆意以省劄指挥政务的表现。这反映了宣宗初年宰执施政空间的扩大和对皇权行使的牵制。《大金德运图说》所载尚书省“议”的性质类似于尚书都省的存档备查文书。从《大金德运图说》所录诸文来看,金朝后期中枢政令的下达渠道有皇帝颁发圣旨和尚书都省下发省劄,以及执行政务的主管机构发送相应的政令文书、官员通过所属或主管机构的公开榜文接到政令等多种途径。皇权对政务的最终决策通过行文格式得到认可,同时金朝后期宰执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仍然存在。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架空皇权,但是的确限制了皇权的向下延伸。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基于ROTI和AATR的测地型GNSS接收机监测北半球高纬度区域电离层闪烁准确性分析

当前,第25个太阳周期已进入强活跃时期,能引发大量电离层不规则体,进而对使得穿行其中的GNSS信号产生电离层闪烁。这已成为影响GNSS全球稳定导航定位服务的重要干扰源。对全球电离层闪烁进行广泛且全面的监测是消除闪烁对GNSS干扰的重要前提,然而传统电离层闪烁监测接收机(ISMR)分布有限,无法满足闪烁全球监测需求;测地型接收机分布广泛,但从其低采样数据中提取的闪烁因子缺乏新太阳周期长时序监测数据验证,导致其闪烁监测可靠性存疑。为此,本文基于近3 a新太阳周期测地型接收机数据,以ISMR提供的闪烁因子为参考,从代表性空间天气事件闪烁响应、日闪烁发生率、闪烁持续时间概率分布、闪烁日发生规律及其随极昼、极夜、地磁指数的特征变化等方面,对比研究了两种测地型接收机电离层闪烁因子(即电离层总电子含量变化率指数ROTI和沿弧段电子含量变化率指数AATR)监测北极高纬度区域电离层闪烁的准确性,并给出了ROTI和AATR在高纬度区域判断闪烁发生的经验阈值。结果表明,ROTI和AATR均能较为准确探测到地磁扰动、太阳活动等因素驱动的区域电离层闪烁,并能有效表征电离层闪烁统计学上的日变化规律,但两种闪烁因子不能准确区分闪烁和电离层电子密度梯度变化,导致在电子密度梯度变化剧烈期间存在较高虚警。该研究成果可为准确选择区域电离层闪烁监测因子提供指导。

归口管理:运作形态、逻辑展开与治理效能

归口管理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领导机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色机制。从领导核心、组织抓手、管理对象和整合方式等方面观察归口管理的实际运行,可以发现其呈现出“分类捆扎”的运作形态,即各级党委及其常委会按照特定的分类方法,将同级党政机构整合成多个局部复合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历史地看,归口管理满足了党对政权的组织领导需要,适应于党政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组织性质而演化出独特的运作形态。归口管理作用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在确保党的全面、有效领导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治理效能。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从文化象征的“大一统”到政治制度的“大统一”

古代中国的治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变化,实际上是从“大一统”到“大统一”的重大变迁。郡县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产生于秦国统一中国以后的政治实践,但在分封制下,县治、郡治作为一级治理机构早就在秦一统前的各诸侯国中出现。“大一统”并非专指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君主专制出现之前的文献中就已经提出了“大一统”,这种在分封制下的“大一统”是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和政治象征。尽管后来周天子式微,但周天子依然是诸侯国君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周天子仍处于“天下”的中心,是“天下共主”。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后世称之为“大一统”,而实际上是“大统一”,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象征。这种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偶尔有人提出了质疑,但都被打压下去。郡县制的“大统一”并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反复博弈而维系的垂直权力结构关系。由于是权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关系只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消极互动关系。

论宪法地方制度条款的立法实施--以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确定了我国2035年的总体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是我国宪法划分央地国家机构职权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至2022年3月,《地方组织法》经历了六次修改,未来的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必须继续借助立法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制度体系。宪法地方制度条款的立法实施具有多种类型,其中蕴含着宪法与法律的互动关系。强化两个积极性宪法释义的适应性,充分发挥立法的制度形成功能,并推进相关的宪法审查,有助于铸牢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工程,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国家总体发展目标。

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矛盾的回应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社会长期稳定问题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既有研究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效应,而尚未充分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这其中,构成中国政治发展有机内容的政府回应性,则是重要要素。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变迁和政策改革回应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有效解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再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反映了社会矛盾作为国家治理信息被不断纳入社会治理的变迁轨迹。各层级政府在不同时段以制度供给和政策改革积极回应社会矛盾的机制和方式包括: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编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地方政府——网络问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接诉即办;基层政府——网格化管理、县委书记大接访、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等。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兼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应立足于国家治理视角,以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贯穿中央意志、落实基层治理、面向人民群众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推进央地协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分权改革后、分税制改革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调控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时期五个阶段.每一阶段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与变革,都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央地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面向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将呈现出全新的协同趋向:(1)权责对等,央地分权与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建立清晰的制度化分权模式;(2)各司其职,中央政府强调战略指引、底线管控、局部聚焦,地方政府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权益协调;(3)协同共治,以区域-要素统筹为指向、以自然资源治理为支撑的规划将成为完善央地关系的重要试验场.

经济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结构形式对经济权力配置的影响

国家结构形式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经济权力配置关系的深远影响,可通过经济宪政进行宪政统合与矛盾消解。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配置模式日显趋同,单一制与联邦制呈融合趋势。相较联邦制模式呈现宪治化优点,中国单一制模式凸显人治化特征,引致中央与地方博弈失序失范。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配置模式,可以单一分权制为基础顺势创新,交融联邦制的宪治模式,实行经济宪政。经济宪政规则可内化于具体制度架构,实现事权划分宪治化、财权划分法制化、权力运行民主化、监控体制制度化。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近期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确切涵义是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法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各种纵向平行的关系中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纵向权力结构网络中的中轴。所以 ,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重点 ,应该放在研究国务院与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作者关注省级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 ,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央政府集权和地方政府分权的度。此外 ,构建面向 2 1世纪新型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战略时还应注意 :继续稳步推进国家与社会分权 ;

国企实际控制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绩效

以政府为实际控制人的国有企业承担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责任使命,其绩效水平对国民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国有企业内部不同类型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国企实际控制人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且在中央控股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市场化程度能正向调节国企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且在中央控股国企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市场化程度调节作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后和媒体监督较强的国企中更加明显。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蕴、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推进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不仅是健全国家治理制度架构、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从责任与治理的内在关联来看,责任政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不仅能为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权力结构,而且能在规范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中优化纵向治理格局。构建权责一致、职责分明、究责高效的责任政治形态,是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与重要目标。契合责任政治理念的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在增强国家治理的垂直贯通与多级协同、调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的内在张力、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与通力协作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权责结构优化、职责范围界定及失职问责追究,是新时代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解析

研究目的:从公共管理视角解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解释试点缘由、任务逻辑、面临挑战和对策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到委托代理机制的解释和评价中。研究结果:(1)建立委托代理机制属于公有制的具体行权模式,是回应公有制产权为什么有效、如何做好整体性治理、区分“运动员”和“裁判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4类重要议题的举措;(2)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是由资产核算、资源清单、行权制度、考核评价4项核心要素,以及法治、空间规划、体制机制和行政监管4项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项系统性试点任务;(3)为应对技术、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试点采取了稳妥推进原则,为试点实践明确了原则和参考。研究结论:为提升试点绩效,后续需要重点关注建立资产清查核算的国家统一标准、所有者权益工作共识、整体性治理转型、多样性行权模式、行权主体责任考评和监管机制5个方面的工作,这些都是建立健全委托代理机制的重点和难点。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选择性集权与国家治理转型——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保证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方分权的改革在带来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进行选择性集权化改革,中国正在逐步克服此前国家治理的弊端,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国家治理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福利国家的变迁--政治学视角下的解析

福利一直以来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前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以及后福利国家三个时期的福利体制中社会、国家、市场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和相互关系的变迁,分析了不同时期福利国家的形态。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将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启发。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空间规划与土地发展权:挑战与出路

土地发展权对区域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而空间规划是配置土地发展权的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超大治理规模约束条件与上下分治的治理模式下,通过空间规划体系界定的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土地发展权构建逻辑。其次,分析了国家多元能力建构中的空间规划与土地发展权演进,并就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土地发展权配置流转面临的实践挑战展开论述。最后,本文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空间规划与土地发展权改革思路,分别是面向高效治理的央地职能分工与地方土地发展权的适度灵活性,土地发展权的均衡化配置与市场化流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