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汪道昆的仕隐矛盾与复古文学的发展

汪道昆多次仕与隐的经历,使其一生处于仕隐矛盾的漩涡之中,即使隐居长达二十余年,仍未达到“真隐”之境,最终形成亦进亦隐、亦隐亦进的人生矛盾。究其根源,是因汪道昆作为儒者的身份,既难以完全放下国之大任与仕途之志,又想得到自我心灵的安顿与生命的体悟。当汪道昆面对仕隐矛盾时,其通过修禅宗之事,享交游之乐,兴复古之风等方式,以排解内心深处的仕隐矛盾,同时亦为明代复古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与化解之道

在当下中国,由于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转型,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并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根由,且直指执政党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效化解官民矛盾,重建和谐官民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文章着重分析了官民矛盾的表现形态、形成机理,官民矛盾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关系及化解之道。

唐翰林制沿革考

唐初，翰林院的前身“别院” 即已出现。唐玄宗即位，正式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待诏各以艺能供奉君主。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７３８年），唐玄宗在翰林院内置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机务枢密。从此，翰林学士政治地位日益崇显，学士院亦逐步走向内阁化。

演化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挑战与前景

伴随市场转型而出现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的分化,使当下中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两种基本的矛盾形式———官民矛盾与劳资冲突对既有的利益协调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造成局部领域的失序状态,而且也使"维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各级政府从公共政策领域和政府过程优化两个维度做出回应,力图建构一种与开放环境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利益协调机制。迄今为止,这种实践尚处于进行时态,但它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值得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

仕与隐的千古纠结——论古诗文中渔父儒道合一的二重意象

诗文中的“渔父”意象,古已有之。本文选取古代韵文中典型的“渔父”意象进行分析,从中得知,在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透视出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并试图阐释体现在“渔父”身上的“儒道合一”的二重性。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及实现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有助于地方政府官员回应民众诉求;有利于化解因信息不通造成的社会恐慌;有助于拉近官民距离;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有利于降低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或者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但是也有失误的教训,某些官员对微博认识不充分,微博形式大过内容,娱乐大过务实,部分官员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缺少监督管理等,在涉及危机公关、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微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官员微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是,微博定位要准确,克服形式主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言论自由,加强地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等。

宋琬仕清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宋琬作为"国朝六大家"之一,其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对于他入清之后即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清朝的行为却很少有人提及。宋琬在清初的身份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以"白衣秀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清朝不属于"失节",但其世家弟子的身份和举家被清兵屠戮的灭族之仇对其心态影响较大。本文分析了宋琬仕清的矛盾心态与缘由,并叙述了仕清行为对其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影响。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成化前期名臣探析

明宪宗成化前期,面临着朝纲混乱,北虏犯边,地方叛乱等诸多问题,君臣协力,励精图治,终于使诸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成化前期一班名臣在辅政和筹边定乱方面的成就和表现进行探析,可以看出宪宗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宪宗的信用和支持,以及君臣间的密切配合,既成就了名臣的功业,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只是到成化后期,宪宗开始懈怠,朝中便多庸碌甚至奸佞之辈,与气势恢宏的前期迥然相异。

张问陶诗作的文化先导意义

张问陶诗以其情真事切被时人传颂。其写景诗、抒志诗、赠酬诗中 ,时时表现出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境 ,从而反映着那个政治桎梏时代的进步士子的共同心态 ,成为传统的入世文化与出世文化矛盾对立的历史缩影。联系清代学术研究思潮观照这一问题 ,可见张问陶的诗作 ,正是嘉庆以降“求实”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

论有效化解官民矛盾的行政法治之路

社会转型时期,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从法治政府的视野透析,传统官民关系的观念影响甚广。官民协商及解纷机制不顺畅,以及行政权力的监督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当今官民矛盾激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有效化解官民矛盾,需要在法治观念上,重塑新型官民关系的认识;在制度建设上,要优化多元利益表达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在法治实践上,要勇于将行政权装进制度的笼子。

论清末官绅在筹建政党与责任内阁中的活动

政党是近代制度化的产物,而筹建政党则是开设责任内阁的前提。晚清以降,一部分开明的官绅对西方的政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宣传。随着中西政治文化的不断交融,特别是清末预备立宪的推行,这些官绅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党的认识,而且还积极投身于筹建活动,甚至还加强了对筹建政党与开设责任内阁辩证关系的阐释,进而在政党内阁的选择方面出现了纷争,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制度化建设。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向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和农民,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但是在晚清和当代小说中,官员形象是第三个重要的人物系列。知识分子与农民及官员形象之间,在小说中常常呈现某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如果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启蒙救亡",那么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之间的"互相改造"过程,以及农民与官场"矛盾依存"关系的演变,也都需要分别梳理。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