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意识形态:当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改变——列斐伏尔《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研究

列斐伏尔意识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出现了“垂而不死”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原先马克思预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通过自觉认识生产规律所进行的“计划化观念”现在被资本主义有效整合到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被指认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动机的欲望本身,是资本通过软性的广告制造出控制人们的无意识中的虚假需要,由此再生产出盲目跟风消费的“他者欲望”。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现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特有的消费意识形态。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社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介绍了政社协同治理的相关理论及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实践和进展;并从重大疫情防控具有复杂性风险治理属性,需要深入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需要多部门合作提供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分析了政社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政社协同治理存在如下现实困境:观念转变困难,政社协同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受现有体制抵制和干扰,以及社会服务需求和供给不匹配等。文章尝试提出对上述困境有所改进的政社协同治理模型;并建议进一步明确政社协同治理目标,重视总体规划,关注需求的个性化和回应性,以促进疫情防控活动中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韧性防控:高校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下的高校陷入应对与管理瓶颈期,通过韧性理论应对风险社会的冲击是高校的新思路。韧性防控强调高校应对风险的抗逆力、修复风险的恢复力以及与风险共生的适应力。在该理念下,高校应坚持党组织引领,优化高校综合治理体系以及塑造高校风险防控意识。以达成“风险前期抵御-风险中期恢复-风险后期巩固”的防控体系,应对当下校园危机与防范高校未来风险,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下的“平安校园”。

智慧社会体系化建设总体构想与发展建议

智慧社会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关建设面临着现实挑战;研究智慧社会体系化建设方法,将支持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本文围绕如何构建新型智慧社会、实现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主旨,分析了智慧社会建设现状并概括了发展趋势,凝练了当前存在的分散建设投资大、运营效率低、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基于系统工程方法,提出了智慧社会体系化建设的总体架构,即采用“1+N+X”智慧社会业务应用体系化建设新模式,以统筹全社会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共建智慧社会体系能力支撑平台为重点,据此扩展各类业务应用。研究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共建“网、云、数、控、智”一体的体系能力支撑平台,形成智慧社会体系化建设基础数字底座;采取体系化建设新模式,以高效运营推动智慧社会建设持续发展;配套改革举措,构建完善的智慧社会标准和法律法规体系;以国家级智慧社会数字化系统工程实验室的形式,为智慧社会体系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技术、人才支撑。

近视防控背景下眼视光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近视防控背景下,三年制眼视光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面临许多困境,学校以眼健康科普宣教为契机,以学生社团为抓手,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平台,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手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和个性化成才,提高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增强成为一名优秀视光专业人才的信心和信念,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和综合能力。

智能社会中算法治理的法律控制研究

智能社会中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运用算法进行社会治理逐渐受到治理主体的青睐,其中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也有作为私利主体的平台企业。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方式,算法的治理效能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并且兼具高效性与准确性,促进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手段的创新。但与此同时,算法治理也带来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以及人格固化等现实风险,并对公众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既有的法律规范和可行的制度设计来予以控制。在具体控制方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充分考虑算法治理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兼顾算法技术的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从算法制定规范、算法运行监督和算法损害救济等方面着手实施。

联防联控机制协同组织网络演化研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成果,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多部门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厘清联防联控机制中各部门间的协同过程,结合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了协同组织网络演化模型,从时间维度分析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网络的结构特征、角色地位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同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组织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先上升后降低;协同是一个动态过程,外部需求变化引起网络中组织角色发生改变,推动网络整体结构的不断演进。

莫迪政府农业改革与印度国家治理困境——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解释

制度与结构是理解印度国家治理的两条逻辑主线。然而,“制度优势说”并不能有效解释印度面临的国家治理困境,特定政策领域背后的社会结构才是问题根源所在。印度的社会异质化程度较高,形成了众多游离于国家官僚体系之外、由“地方强人”支配的权力中心,社会控制分布高度碎片化,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强社会—弱国家”的状态。由于联系国家与社会的系统性权威缺失,调整既有利益关系的基础性改革将面临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在大概率上会遭遇失败。因此,国家无法按照自身的意愿和设计来改造社会,有时甚至是“社会控制了国家”,这就是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基于莫迪政府农业改革的案例分析印证了上述判断,农业改革失败是当代印度国家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也有助于加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困境的认识和理解。因此,重塑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印度推动农业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南方红壤区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评估——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目的]探索建设更加强健、有效的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途径,为南方红壤区防范化解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南方红壤区典型受灾区福建省长汀县为例,从刚性抵御、弹性管控、韧性恢复3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了2006—2019年长汀县的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综合水平及一级指标间的耦合协调性,并进行障碍度因子分析。[结果]①长汀县的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水平经历了由缓慢下降到显著增长的演化过程,在2006—2019年增长了0.4616,总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②长汀县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的刚性抵御水平、弹性管控水平和韧性恢复水平总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仅韧性恢复指数在2006—2010年呈明显下降趋势,由0.4020下降至0.2809。③在各项评价指标中,灾害监测能力、治安管理水平、第三产业比重、碳储存能力的下降以及水源涵养功能的减退是限制长汀县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结论]从刚性抵御、弹性管控、韧性恢复3个维度对南方红壤区进行评估能较为有效、准确地反映该地区的自然灾害刚弹韧性社会综合水平。同时,应补齐发展短板,避免自然灾害刚性韧性社会出现衰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中心城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上海市黄浦区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市域特征较为集中和突出,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更加紧迫。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着力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数据治理,通过打造指挥有力的“一中枢”,织密社会面防控“三张网”“四道圈层”,在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径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并对防控治理格局如何跃级提升进行了展望与思考。

治水国家、水利共同体和水利社会——水利社会史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在水利社会史研究中,治水国家、水利共同体和水利社会等是焦点问题,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理论或概念。治水国家、水利共同体和水利社会都是通过水利的视角来解读传统中国社会。治水国家理论的假说可以表述为大规模治水活动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水利共同体和水利社会可视为概念,还未能形成理论,我们尚无法从中通过逻辑推理出假说以供验证。水利共同体更具有理论潜质,一些学术研究的成果可能会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理论,从而也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提供借鉴。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

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探讨

公民社会组织(CSO)在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CSO在迅速成长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使其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本文通过文献复习和整理,探讨了CSO介入艾防领域的必要性,并对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CSO的现状及其优劣势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进一步推进CSO参与艾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参考。

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在徽州,基层权力空间由乡绅与祠堂来填补。国家民众间的徽州乡绅与宗族紧密相结合,担当起了基层政权的众多管理职能,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

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衍生出了一系列区域剥夺行为,这种行为主要是指强势群体和强势区域基于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借助政策空洞和行政强制手段掠夺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项目、政策偏好、生态、环境容量,转嫁各种污染等的一系列不公平、非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行为;这些区域剥夺行为具有强制性、垄断性、层次性、等级性和貌似合理性等基本特征;区域剥夺的内容包括对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容量、资金、人才、技术、劳动力、重大建设项目甚至政策等的剥夺;政策空洞与调控失控形成的剥夺惯性,利益驱动形成的剥夺动力和弱势群体透支形成的剥夺温床是产生区域剥夺行为的主要成因;剥夺的后果表现为空间开发失调、资源配置失衡、政策调控能力受限甚至失效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延缓。最后从意识形态、政策制定、制度建设、空间扩散和和谐发展等五大方面提出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消减区域剥夺行为的路径选择。

论体育社会问题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与演绎法,讨论体育社会问题的内涵与特点,分析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与产生原因,论述体育社会问题的控制。认为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持久性、时代性特点。体育社会问题可以分为结构性体育社会问题、行为失范性体育社会问题。

微观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思考

公民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公民社会组织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巨大参与优势还远未被激活。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国际学术热点,与公民社会组织成长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文章将从微观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艾滋病防治领域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探讨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策略,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风险社会中的管理时滞与前馈控制——试论基于前馈控制的公共危机管理创新

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在转型幅度、运行速度和全球化程度诸方面都今非昔比,而正由于此,危机便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因此,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

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的SWOT分析

公民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SWOT分析法,试图找出公民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作用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威胁,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公民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作用的策略,以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