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hinese Solutio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provide a new way to view democracy

On March 4,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ttended a joint panel discussion with political advisors from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nd the China Zhi Gong Party, those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 and those from the sector of returned over seas Chinese.

1942年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努力与根据地建设

1941年至1942年,因日军“扫荡”、国民党军事冲突和磨擦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处于最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渡过难关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考虑范畴,该谋划最终虽不了了之,但中共为配合改善国共关系在根据地采取相应措施,坚持原有根据地而非打出去,切实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提出抗战胜利的时间表,提振根据地民众胜利的信心;提出与宣传战后建国方针,赢得民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中共通过自身努力,使政治主张符合民众利益、愿望和需求,加强根据地建设与民众的联系,深得民心。这些举措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也是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昭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轰炸日本本土、执行“马特霍恩计划”的现实需要,主动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气象合作。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国民党协商军事合作问题,气象情报需求成为美军观察组得以赴延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和加快对日作战的实际情况出发,秉持平等友好的态度,对美军观察组表示欢迎。双方曾在建立气象站、搜集和传递信息、培训气象人员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后因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双方合作告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军观察组的气象合作不仅有助于美军对日轰炸行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气象工作积累了技术经验。总结这一时期双方气象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推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白区历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区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白区历史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即以城市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地下斗争为主要考察内容,在学术研究和党史基本著作编写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理论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针、白区斗争策略原则、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实践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方面面的考察。拓展和深化白区历史研究,还需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发掘整理史料、推进成果转化。

土耳其革命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确立合作、推进革命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引用、借鉴由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这是因为土耳其在苏俄帮助下,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土两国相似的国情和革命目标,自然令地处远东的中国革命者聚焦近东的土耳其。作为国共合作语境中的热门话题,苏俄、中共要借土耳其的榜样效应,努力建构革命联合战线全力推进国民革命,国民党也希望效仿土耳其,一举完成建国大业。但是,由于土耳其转向反共及其与苏俄关系的反复,令中国革命者对联合战线产生忧虑,更成为国民党右派辩解其反革命行径的借口,最终使土耳其革命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一个悲剧性注脚。

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认知与介入

在皖南事变善后期间,美国对国共关系高度重视。在事变发生之初,美国密切关注事变善后的进展,评估国共关系的走向,并派遣居里赴华考察中国政局,开启了战时美国对华“特使外交”的先河。彼时美国采取有限介入政策,既不出兵干预,也不评判是非,而是以美援作为外交筹码,通过施加外部压力的方式,希望间接改善国共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国共关系中扮演着“调处者”与“援助者”的双重角色,其对华政策已显现出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不仅影响到战时中国内部党争之解决,亦深刻改变着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在任内通过建章立制、创办党报、完善组织,统一宣传工作,实现“党治宣传”。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环境下,可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观念、宣传内容、宣传组织、宣传形式等方面顺应政党政治兴起与大革命潮流而凸显出的独特优势。

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

1943年初,国民党顽军在东江地区发起新一轮摩擦,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并在广九铁路全线沦陷后大量发展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上半年后,在延续以往对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还以日伪为打击对象来达到反摩擦的目的,并时刻警惕日、伪、顽勾结的三面进攻。这一阶段,由于国共双方在前线和后方抗日的差异性,因而配合盟军也成为中共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与这一阶段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相关联。抗战后期,由于广东军政龃龉和国民党中央缺乏对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加之粤汉铁路南段的打通和国民党军队实力的下滑,中共及时调适战略部署,实现了发展壮大,彰显了国共离合下中共战略调适的多重面相。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东北问题宣传战: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东北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抗战后国共之争的焦点所在,因此,国共在东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这场宣传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如何认识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宣传战,通过反苏反共宣传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以宣传缓解反苏舆论的损害,又正面反击反共宣传;第二阶段以“如何解决东北问题”为中心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主动发起攻势,先以东北抗联宣示其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后又呼吁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国民党虽借指责中国共产党阻挠东北接收来推卸军事冲突的责任,但其独占东北而不惜内战的意图也逐步暴露。最终,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利益诉求及其矛盾冲突经宣传战鲜明地呈现出来,而这场宣传战也成为抗战后国共关系转向的集中体现。

“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中“反动派”概念之生成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论供销合作社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在近年回归大众视野并非一个偶然性事件,从深层剖析,它已经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当前战略和未来远景产生了本质性的必然关联,具体体现在供销社所独有的三重作用上。第一重作用是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助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第二重作用是推动农村产业链延伸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三重作用是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加强党对农村事务的领导。三重作用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二重作用是第一重作用的基础,第三重作用又是前两重作用发挥的保障,三者共同构成了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立体关系结构。

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变化及国民党当局的反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对全国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英国的关系也有着重要影响。在上海解放前英国决定静观其变,待上海解放后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对内地沿海实施封锁,使得上海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在沪利益也损失严重。中国共产党采取反封锁斗争,保护外国侨民合法权益,这使得英国人意识到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才能维护其在华利益。中国共产党将美英区别对待,与英国进行接触,与英国关系在上海解放后加速发展,国民党与英国关系恶化。

“比进步”: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军事策略的二重奏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并建立起一种基于实力又区别于传统军事对抗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共通过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跟国民党“比进步”,树立政治上的先锋形象。全民族抗战是新的时代主题下最集中的合法性诉求,中共提出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问题,打造抗日模范军,在根据地进行纪律严明的群众动员,推动国共两党的政治改进。一切有利于促进团结、进步抗战局面及争取抗战胜利的努力,成为民众建立新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比进步”话语帮助中共在国共合作与竞争中,通过军事对抗以外的较量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甚至政治优势,起到了争取政治支持、扩大政治基础的作用。

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率先解放东北,与日益加剧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具有密切关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幻,美苏关系日益由合作转向对抗,美军在中国天津等沿海城市的登陆,促使苏联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中共在东北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由此,中共在几年之内就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数十万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败了东北国民党军,首先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展望和深化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

中国内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对台工作理念,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从分散、零星到密切、热络,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为台胞台企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打压遏制不断升级,中国台湾当局持续阻挠两岸关系发展,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台湾地区出口区域和海外订单生产加速转移,台商投资分散趋势增强。面对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挑战,中国内地将始终以包括中国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中国内地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丰富两岸经贸合作的内涵与实践、完善两岸经贸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合作机制等路径,为新时代两岸经贸合作提供新动能新空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并从法令章程、财政金融及人力资源等层面予以扶助,其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受多种因素制约,国民党政府的扶持性举措实现程度有限,政策实施绩效明显不足。

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

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为争取有利的国内、国际地位，相互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围绕“受降”、“邀请”、签订“协定”，国民党先是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攻势，继而低调淡化处理，不顾事实，自我标榜；共产党据理针锋相对揭露真相，坚决回击，多渠道全方位掀起宣传高潮，客观真实地报道整个谈判过程，深得民心。双方的舆论宣传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特点，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