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检衔接的逻辑与方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我国法治实践中的新课题。当前由于规范供给的粗疏与缺漏,监检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监察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造成少数监察活动的“非法”现象。在法治逻辑的审视之下,监察调查本质应还原为国家追诉职能的行使,因此应重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经典原则,推动监检衔接过程中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在法律修改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立法论-解释论-立法论”的研究范式转型趋势,监检衔接的关键方法可以归为几点:扩大检察侦查范围促进监检管辖衔接;以刑事审判为标准促进监检证据衔接;以保障合法权利为目标促进监检强制措施衔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监检审查起诉衔接;以审慎思维促进监检特别程序衔接。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之正当依据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系监检衔接的重要机制。该项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种种难点,其完善需以理论上正当依据的确定为基础。对此,通过评析“监察制约”“监察协助”两大阵营下既有观点的理论“资产”和“负债”,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应然面貌得以呈现,其能够承载的重要价值与监察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相契合。由此,制约配合说得以被提出、证立。该说的内容为,通过发挥法律原则的“法律之窗”功能,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可以凭借其人权保障、社会公正两大价值成为“被规定的”和“有效力的”。制约配合说足以回应检察提前介入监察面临的质疑,其不会与监察独立原则相冲突,亦为化解“联合办案”风险提供了启示。

监察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机制的完善

监察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是实现宪法、监察法关于监检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重要措施,对监察机关规范取证工作、完善证据体系、准确适用法律和强制措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保证监察执法与检察司法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时衔接顺畅,应当依照规范化、法治化的要求,从提前介入的时间节点、案件范围、主体形式、工作方式、意见效力等方面系统完善,建立提前介入双向启动选择权,适当调整提前介入的时机和期限,合理界定提前介入的范围和方式,明确提前介入的主体和意见效力。

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手段性和保障性权力,具有鲜明的法律监督属性。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以直接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为主体的检察侦查权体系架构基本形成。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检察侦查权存在直接侦查权启动不自由、补充侦查权运行不积极、机动侦查权行使不顺畅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能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直接侦查权的运行范围模糊、补充侦查权的运行规范缺失、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繁杂。为保障检察侦查权的良好运行,建议细化检察侦查权的运行范围,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完善检察侦查权的运行程序,破除权力运行障碍;健全监检衔接的协作机制,避免权力运行冲突。

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之困境及破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是刑事诉讼中制约监督的重要内容,从C直辖市公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运行现状可以看出,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力度在持续有效加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侦检分离工作模式以及现行机制运行存在的不足,导致还存在观念分歧、机构设置、制度落实等问题。宜从改进监督观念、明确工作事项,优化机构建设、加强沟通协调,提升工作能力、提高监督质效,强化信息反馈、完善办案考评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实质化运行。

论监察调查程序中的检察提前介入机制

作为一种“嵌入式”的监检衔接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既承继了以往实践中检察提前介入机制的主要元素,还兼顾了监察调查程序所具有的政治性、封闭性和反腐治理等特殊属性。监察调查中的检察提前介入可以提高监察调查的办案质效,避免检察事后监督的实践困境,促进职务犯罪案件的程序衔接。监察调查程序与检察起诉程序在办案属性上可以定位为广义的审前程序或“大追诉程序”,符合配合制约原则的要求。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宜针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采取被动接受或主动介入方式,并保证介入主体与后续审查起诉主体的区分。从地方实践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存在认识分歧、制约不足等议题,未来的提前介入机制可以考虑通过细化工作机制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审核和制约功能,并辅之以移送起诉前的听取律师意见等保障措施予以实施。

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困境及其改进

随着司法体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面临着权力制约和监督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作为控权制度的两种基本方式,制约与监督在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上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作用效果。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锋利"牙齿",但在"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的双重困境。为进一步巩固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在处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权力关系上需进一步调整思路,从权力制约和监督两个方面改进调查核实权行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也应当转隶监委

保留检察机关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这是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提供后盾的需要,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是世界通行做法。但是,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严重局限:无法解决自侦自捕自诉自我监督的难题;如果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也应当以存在第三方监督为条件;所谓能让“诉讼监督更有力”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在现实困难。监委行使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是监委调查司法职务犯罪更加高效权威,二是监委调查司法职务犯罪更加独立中立。检察机关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监委后,依然保留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既不合理,也无必要。立法机关应当理性看待检察机关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立法根据和实践效果,将其继续转隶到监委。

论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及其必要限度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是互相制约的关系。监察机关适度制约检察机关,在保证案件质量、限制滥用检察权、提高反腐败效率方面有积极意义。当前,监察机关对退回补充调查、不起诉决定、建议从宽处罚等方面的制约力度较强,且呈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这样的制约现状容易突破必要限度,存在影响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妨碍实现审查起诉的程序目的、冲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隐忧。立足中国实践,结合域外经验,监察机关制约检察机关应当遵守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递进制约”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保持必要的制约限度。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新时代宪法修正背景下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权配置

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创新监察政治体制,随后颁布《监察法》,组建全新的监察委员会。但是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力中在监督谁、怎样监督、谁监督监督者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厘清。从监察委员会监督权与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两类监督权在监督对象、方式及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类监督权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共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刑事诉讼法》相应进行重要调整,特别是以自行侦查权、机动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架构而成的检察侦查权体系被赋予全新的外延。检察侦查权的结构变动带来与公安侦查权、监察调查权间的关系变化和相互衔接,对检察侦查权的权力运行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在对侦查概念和检察侦查权的调整予以规范解读的基础上,有必要以全新的思路审视传统检察侦查权的职能定位,传统工具主义论已经不利于其未来发展。在检察侦查与公安侦查、监察调查的权力交涉中,可能会引发权力界限不清进而导致案件管辖不明晰、权力制约出现乏力与行权受阻乃至运行效果不佳等实践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站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上,重塑侦查运行理念,优化权力间的衔接机制,在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凸显制约职能,厘清权力的运行范围与流程定位,最终实现检察侦查权在新的制度框架下的良性运行。

论检警配合谈判主体模式的构建

谈判是处置劫持人质事件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检察机关介入劫持人质案件处置、促进和平解决是其有别于一般刑事案件的本质所在。检警配合谈判主体是一种以配合为主与充分调动各方有机协调的谈判主体模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结合我国劫持人质犯罪的特点与司法实践的现状,应将检警配合谈判主体模式作为人质危机谈判中的一项可选择性机制。

回归宪法本位: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监察体制改革将会给检察机关带来职权范围的变化、内设机构的调整、人员的转隶,以及法律监督属性的强化等影响,但改革中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等职权的剥离也会为检察机关的转型提供良好机遇,通过强化其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可重新回归宪法对其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对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地应对自身角色转变,破除以往"侦查权至上"的既定思维,通过提高监督实效、拓展监督渠道等方式,做好法律监督的本业。

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效性探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的接受外部监督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对该制度实效性的制约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强化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效性可考虑从完善任职条件、规范监督程序、加强监督意见的效力以及借鉴域外司法制度等方面入手。

新时代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曾是五四宪法规定的首位检察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部分恢复该项检察权的重大部署。监察体制改革后,国家在修改《行政诉讼法》中,将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违法行为列入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增加了"人民检察院行使上述职权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督促其纠正。"国家司法体制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之间还有待进一步协调,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厘清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监督行政违法中的角色关系与协作共治;明晰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的价值、定位、原则与范围等,科学构建国家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新时期实践宽缓刑事政策的制度设计

根据发展趋势和国际潮流,文明和轻缓是当代刑事政策的主旨。我国实行宽缓的刑事政策,不仅是与世界刑事法律改革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目前,检察机关适用宽缓刑事政策的实践探索关键是在合理有效地进行制度引进和制度借鉴的基础上,着手设计和安排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检察职能的相关制度。

司法责任制视野下构建案件管理业务案件化办理机制探究

在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案件管理作为检察机关检务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适应强化司法办案内部监督的改革需要而不断完善其机制,以实行案件化办理模式提升监督管理成效。案件管理部门员额检察官应按照权责统一原则办理业务监督事项落实司法责任,从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明确监督事项的范围与标准、办理程序及完善信息化技术手段等方面建立机制,以案件化办理模式强化办案不规范发现和纠错能力,发挥专司内部监督管理职能作用。

论批捕权的归属问题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它与人身自由密切相关。逮捕具有“双刃性”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否能够保证逮捕的公正性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入手 ,分析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弊端 ,并通过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分析 ,建议引入司法审查原则 ,把批捕权归属于法院 ,以期使逮捕更加公正 ,使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达到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