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南宋的礼部贡院与省试

科举制度虽然开始于唐朝,但正式形成是在宋朝,所以宋朝科举对后世的选举制度影响最为深远。省试(类同于明清时期的会试)是科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自唐代至北宋,礼部贡院一直没有固定的场所,这给省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南宋建立后,开始有了独立的礼部贡院,意义重大,也为元明清三代所仿效。南宋礼部贡院在现今杭州的延安路以东,中山北路以西,凤起路以南,观巷以北的区域内,面积约五万多平方米。省试考官有帘内官(直接参与试卷的考校)和帘外官(负责封弥、誊录、对读、巡舖、监门和从事行政事务)的分别。他们分工明确,防弊措施严密,以确保实现公平取士的原则。这也是宋朝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有着较大向心力,从而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高校课程考试历史概述

高校的教学质量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人才考核方式改革势在必行。考察高校课程考试的历史,探明高校人才考核的宗旨和要求,以完善当今高校课程考试管理。

关于乡闱的记忆、叙述与想象——以清代士人笔记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笔记史料中谈到乡闱的很多,而记载乡闱之中"鬼神精怪"的文字更多。从今日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些故事都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心态与观念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所要了解的恰恰是这种文字背后的清代社会情况以及处于其中的士人阶层的心理。本文即试图由这一思路出发,对清代笔记史料中关于"乡闱"的文本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和考察,以揭示出清代士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

论科举制遗风下中国课程人文再启蒙的必要性

文章旨在通过对科举制和儒家知识体系的纵向疏理,分析中国课程价值取向与文化品性的历史演进与特点,以及对当代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从而提出:当下教育所最为迫切的需求是中国课程的人文再启蒙。

“元以曲取士”流言成因考

"元以曲取士"的观点最早见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臧懋循的《元曲选·序》中对它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并获得了明代部分曲学家的赞同。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官方著作否定了这个观点,后人也多认为"元以曲取士"是晚明文人要提高杂剧地位而做出的攀附言论,是一则历史流言。这种流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学革新与复古的进程、元杂剧文体上的特殊性和晚明曲学家们无奈心态的角度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该命题的流传,探讨相关原因也可以了解杂剧在明代的地位及演变过程。

扬名之重与传世之轻——论明人文集中的科举文体

明代科举对士人生活影响甚大,科场文字进入士人文集是必然之事。考察明人文集中科举文体的存在状况,有利于理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会试之榜首——会元作为科举和文化精英,其文集具有典型意义。在现存明代会元别集中,八股制义近乎绝迹,可见明人并不认为这一文体具有传世价值;策论一般作为彰显身份的表示,殿试策尤其如此;馆课乃是特定环境下的职业性写作,比较特殊。科举文体在文集中的存在状况说明,它们在士人的文学观念中并不处于较高的价值层次。

简论梁武帝的佛学造诣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大力弘法讲论,有较高的佛学造诣。从梁武帝的佛学著作,频繁的讲经说法活动,以及他的佛学著作的遗存等方面评述他的佛学造诣,认为梁武帝宗仰大乘经典《中伦》、《百论》、《十二门论》、《禁断酒肉》之文,不仅是宗教实践,也是佛教戒律的守持与创新。他的佛学水准虽未臻精妙,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后来的佛经注疏,也常吸取梁武帝的见解。故梁武帝的佛学思想的影响不能低估。

慈训堂与明代文人的母教书写

慈训堂是子辈为感激或怀念母辈而特意建造的住所,并请官员或名人为之写诗作序,成为明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慈训堂不仅反映了母子相互依存的生活经历,还折射了明代母教风气的盛行。明代慈训堂与当时的贞节观念、家庭教育、科举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也包含了个人原因和地域因素。文人在慈训堂相关诗文中对慈母与孝子都加以赞扬,也充分阐述了个人的母教观,进一步展现了传统女性在子辈科举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社会角色。

肃顺与戊午科场案考论

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 ,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 俊艹 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 ,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 ,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远楼的建造与明清贡院规制的确定

明远楼作为明清贡院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建筑,其最早何时出现及对贡院规制有何影响等问题,尚需深入探讨。本研究认为,最早在明朝景泰、天顺年间,明远楼开始出现于南方的一些行省贡院中,后来逐步被其他地方在建设贡院的过程中采用。至于弘治、正德年间,所有贡院均修造明远楼,贡院的基本规制由此得到确定。明远楼的建构不仅完善了贡院的考试秩序监督体系,而且改变了贡院的建筑布局,营造了贡院独特的空间氛围,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起到了维护科举考试的作用。

江南贡院的保存与演变

清代苏皖分闱动议的失败,不仅使江南贡院的规模达到顶峰,也成就了世界专用考场之最,而且留下了一个难得的两省合闱的样本,为我们了解这种合闱体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民国时期关于各直省处置和保存贡院的记载和争论,以江南贡院为最多,为今人了解后科举时代贡院的消亡和保存留下了最详实的样本。各省对贡院的保存,以南京和江苏省的官员和民众最为用心。江南贡院成为各直省贡院记载最详细的贡院,江南贡院明远楼今天已成为科举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论科举制的西传历程

探讨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同中国古代科举制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多数学者的研究仅涉及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的影响这一层面,而对科举制具体的西传历程加以考证者甚少。因此,探讨科举制的西传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科场因果”中的科举公正与德性伦理

作为科举习俗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场因果"观在科举制一千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系统化、官方化,最初体现在民间文昌信仰中,明清以后成为官方科场礼仪的重要方面,科举制为后人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科场因果故事。"因果报应"既是佛教的根基,也是儒家德性伦理和道教劝善思想的基础;宋以后三教融合更使得"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集中体现在科场中,包括"现世因果"和"三世因果"。可以说,一直以公正性著称的科举制正是因"善恶终有报,而报在科场"这一道德律才使得其公正性更加圆融、深刻;同时,科举制也因彰显了世间"善恶果报"而散发出德性的光芒。

本科生“科研大讲堂”课程的设计和实现

读研已经成为大学生未来人生发展的主要选择之一,但很多本科生对考研及以后要进行的科研活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以至于一部分学生出现跟风考研、考上后无法适应科研环境等各种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以提高本科生对考研及科研的认识为目的,文章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论证了开设“科研大讲堂”课程的必要性,对该课程内容的设计进行了详细阐述,介绍了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及具体实现形式,对该课程开设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文化转型与徽州教育

徽州的现代教育肇始于上世纪初新旧交替、东西融合的文化转型期,已在不断改革中发展了近百年。当前,一个更为广泛而深刻的世界化转型期来临,回顾并总结昔年的经验教训,温故而知新,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杜威南京论科举景观综合体

杜威曾经到访中国12省1市,近距离接触中国,了解中华文明。1919年5月18日,杜威参观了南京的江南贡院和孔庙等地,他发现中国文官制度不仅是一项制度,更在地方上形成了庞大的科举景观综合体。科举景观综合体是指由不同类型的科举景观集中分布而形成的景观群,包括科举预筛性景观、科举考试性景观和科举信仰性景观等。中国文官制度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文官制度是中国创设的,并以其严谨的制度设计和困难的考试过程闻名于世界。中国文官制度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由此衍生的科举景观综合体有其内在的完整性,应当从整体出发,合理地规划、保护、开发、改造。

《儒林外史》两种价值体系初探

《儒林外史》思想内涵存在着很多争议。本文从两种价值体系这一角度 ,分单一的臣位追求中失去正常人性 ;进士气、正途与名士气、异途的冲突 ;播弄在两个价值世界里的儒林人物三个方面 ,阐述作品深刻的内涵 ,从而揭示作家真正所感悟的人生意蕴。

光荣与屈辱:明代科举考试官的科场历程

科举考试官是负责考试出题、阅卷和决定考生去取的重要官员,在科举考试的运转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科举考试官因其职能和卓越贡献而受到人们的尊崇,但从其被任命为考官、在科场中主试、考试揭榜后这一主试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和处境来看,也远非常人可以想象。被任命为科举考试官、在科场中恪尽职守、去取得当均是其荣耀的表现;科场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科场案则又使其转瞬受辱;科举考试官在科场历程中,实则是在光荣与屈辱之间转换。

唐抄本《赋谱》撰年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抄本《赋谱》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唐代赋格类文献之一,旨在为应举士子提供创作律赋的范式与门径。唐代科举始兴,试赋成为场屋取士的主要科目,为适应科考之需,出现一批探索律赋创作技法的论著,抄本《赋谱》正是在这一时风影响下而产生的“教科书”式的赋学指南。《赋谱》依照赋句、赋体、赋题的顺序,将赋文的写作技巧由局部到整体渐次展开。它详赡地阐明了中晚唐赋体的理想形态,代表一个时代赋学批评理论的风貌,并为后人探究唐赋形制的发展提供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