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导向法”视域下的国情课教材二次开发

产出导向法(英文简称POA)主张“学用结合”,以产出任务为目标,围绕目标设计驱动任务和促成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学生完成任务搭建支架,使学生的所学与所用能够有效对接。依据产出导向法,从国情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需求出发,对“理解当代中国”国际中文系列教材《高级中文听说教程》进行二次开发,改造和更新部分单元的视听理解活动和综合口语活动,增补单元驱动任务和词语表。基于POA的国情课教材二次开发,也是对国情课教学模式的一次革新。希望这种革新能够推动国情课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教师引导下的以学习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公共财政审计

基于当前我国行政权"一权独大"的具体国情,宪政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既在于减少和降低政府行政权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权重,又在于完善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机制。公共财政审计是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权,它与民主宪政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公共财政审计的法治功能,在制度与机制的安排上,须建构立法型审计模式,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完善审计法律体系。

基于中国国情形势下体育职业化发展及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情的政体和国体的改革和发展实际情况,以我国职业化体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政府职能转变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多维、多角度地对体育职业进程中政府出现的职能偏差,以及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中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与模式进行分析,系统阐述新形势下政府体育部门职能的作用机理和职能转变路径,并对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变和创新,及其对职业化体育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中国古代史》课程与国情教育——以人口为例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发展,当代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也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自然是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国情——人口众多,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至清代凸现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向青年学生讲透中国人口问题演变的来龙去脉,有益于他们树立正确的国情观,做到科学、辩证、历史地看待和认识包括人口在内的当代中国国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认识国情的极端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情全面、系统地科学分析和把握，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应加强政治观教育

课程思政政治观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高校应突出课程思政教学引领的政治站位,聚焦课程思政政治观教育的内容定位,坚持以“中国国情”意识教育为根本,“中国优势”意识教育为核心,“中国自信”意识教育为灵魂,“中国情怀、世界思维”为方法论,注重课程思政政治观教育融入的实效性,提升课程思政在“三全育人”过程中的主阵地引导力和建设力。

中国国情与知情同意之思

知情同意原则随西方生命伦理学引入我国,因其所蕴含的伦理内涵与我国传统以"仁"为行医的指导思想具有道德合宜性,逐渐在我国临床、科研中实践落地。由于发展阶段、文化基因、法律标准等不同,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开拓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路径。在梳理这些年来实施知情同意的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反思不足、纠偏误读,回归这一原则初衷。

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经济因素不同于西方社会,假设条件不符,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照搬这些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必须先进行适用性检验,如果可能的话,需要进行假设条件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是在研究近当代中国经济史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限制、校正和还原,研究被一般性理论所抽象掉的非经济因素,即历史文化特征、制度约束条件等。本文反对把经济理论看成是无条件的、不变的和绝对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或者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个“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并认为不宜用现代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发展基础和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古代社会。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理论、历史、统计三者高度融合,参与开创适用于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