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The Human Dignity Perspective

Buying and sell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are symmetrical crimes, but the “the same punishment for the same crime” is not applied. The focus of the criminal punishment for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is not about increasing the statutory sentence, but strengthening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to increase the prosecution rate and impose combined punishment for several crimes including the buying of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and other subsequent crimes,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inevitabi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 Human dignity is the core legal interest violated by the crime of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The specific legal interest is that humans are not for sale, which should be valued and protected independently in criminal law. This crime is a type of behavioral offense rather than a crime of circumstance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neither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nor the goodwill of the purchaser excludes conviction of the crime. Compared with the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women or children,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is not necessarily a serious crime, and the basic statutory punishment of less than three years is reasonabl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appropriately raise the sentence to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legislation.Where subsequent behaviors do not constitute a crime, they can be used as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for the crime, and an aggravated statutory sentence can be configured to connect with the statutory punishments for the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women or children.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

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也不能适用于存量较大的旧案。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在严格依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全方位推动反对拐卖人口工作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严格司法大幅度减少旧案的存量,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坚决遏制新案的增量,引起全社会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和警惕,形成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全方位打击。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为视角

近期,社会各界对拐卖妇女案件刑罚适用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其中提倡对拐卖妇女罪“加重处罚”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提高刑罚”的观点获得较多关注。该观点既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中发挥刑罚的积极性的体现,也是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表达。积极主义刑法观与常识主义刑法观并不冲突。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张,刑法可以适度的介入生活,适度的犯罪化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应肯定积极主义刑法观。积极主义刑法观在法理层面贯彻法益保护原则、兼顾刑法谦抑性、落实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同时存在刑法规范文本的支持。对拐卖妇女罪是否在司法层面“加重处罚”的问题,应发挥司法的谦抑性对“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谨慎判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否在立法层面“提高刑罚”的问题,应秉持实质的法益保护原则,在法益并未改变、刑期规定并无不合理之处时,不应贸然通过立法予以“修法”。

论侦办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媒体的介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类型由单一犯罪演变为多种犯罪。媒体往往介入侦查活动。媒体报道的自由性与公安机关侦查的秘密性相互碰撞,利弊并存:既有监督侦查、提供线索、预防犯罪、协助寻人的优势,又有隐私暴露、侦查权泛化、侦查信息泄露、媒体人的安全隐患等弊端。公安机关应当借鉴域外打拐经验,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优化打拐资源配置模式,严格审查公布信息,建立跨区域协同打拐机制,从而实现侦查与媒体良好合作,以期有效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反思

究竟应否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当前学界有“维持现状论”“拐买同刑论”和“取消罪名论”三种观点,但三者均有待商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上限有必要提高到7年有期徒刑,具体理由包括三点:一是刑法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升;二是在配置法定刑时不能不考虑罪行的反道德性;三是与侵犯相类似的人格权犯罪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明显偏轻。在提升法定刑之外,为更好地治理该类犯罪,还应扩大对该罪共犯的认定范围并增加相关情节加重条款;对相关临近罪名的规定予以完善、调整;在司法上,应通过解释的方法解决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放宽被收买人在被收买期间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该类犯罪一律指定异地法院审判。

我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刑罚设置之完善

学界关于是否需要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存在较大争议。维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存在着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和拐卖妇女罪刑罚设置失衡,不贴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罪质特征等问题。我国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设置难以实现良好的犯罪预防效果,通过分析对向犯理论,可以证明我国刑事立法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存在必要性。此外,在全球刑法统一化格局下,收买类犯罪作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的重要犯罪之一,我国刑法也可以借鉴和参考相关国际规范及各法域刑法规范,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并尝试分级处遇和增设罚金刑的刑罚设置。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法定刑的设置——基于对“铁链女”事件的延伸思考

刑罚的正当化依据在于报应和预防的统一。刑事活动的各个阶段,对报应与预防重视程度的分配并不完全相同。法定刑的设置应侧重报应与一般预防,报应决定法定刑的上限,一般预防决定法定刑的下限。其中,报应刑轻重取决于法益侵害程度。抽象危险犯是法益保护的前移,其法定刑应以行为与法益关联度为评价标准。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与拐卖妇女行为、与买卖动物等犯罪的法益关联程度均不同,基于此,法定刑自然存在差异,现有法定刑设置较为合理,规范体系也较为完善,无需提升法定刑。

晚清灾荒中的妇女拐卖及法律惩处

晚清灾荒中,妇女拐卖现象十分严重。灾荒中严重的妇女拐卖现象不仅加重了无数女性的悲惨遭遇,也常常演化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和人口变迁的重要因素。晚清中央到地方政府为打击拐卖妇女犯罪作出了积极努力,具体司法实践中也讲求灵活处理,这些对安定灾区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当然,晚清日益腐败的吏治也影响了严刑峻法的落实空间。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法教义学拓展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保护法益是非经济属性的人格权,人格权是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法律具体化体现。从个罪的保护法益出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并不影响本罪成立。“买卖同罪”主张把拐卖妇女行为与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纳入同一个罪的构成要件,这并不合理。拐卖妇女行为与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两者并不属于复行为犯的承继正犯,侵害的法益及其程度亦有差异,对拐卖与收买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有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与相关联的强奸、非法拘禁、侮辱等行为分开进行单独评价,并实行数罪并罚,不仅有助于判决书完整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准确表明刑法的禁止对象,而且可以证成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无须调整,同样能够达到“买卖同罪”所追求的预防效果。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后出现的强奸、虐待等行为的定性,必须考虑收买型“婚姻”的效力,不宜将该行为解释为婚内强奸或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如此才能增加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报案率、起诉率和定罪率。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司法表述

对“收买”的不同理解在实践中相互交错,将“收买”独立界定为“买(受)”是合理选择。不宜片面扩大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之行为的范围,限制解释在宽严相济下亦可取。有必要走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与关联行为的混同认定误区,区分收买行为与其他关联行为是精准司法的前提。不妨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设定为行为犯,以重整定罪处罚的诸问题,破解犯罪竞合的适用误区。本罪的司法症结不必然主要、直接指向立法,但必要的立法调试值得期待。

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鲜有论及 ,然而 ,无论是条文表述还是相关法律适用 ,都有进行探讨的必要性。笔者在本文中对刑法第 2 41条第二、三、四、六款的理解和适用结合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透视 ,对为了收买 ,教唆或者参与他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然后又实行了收买行为的定性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网络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及其侦查对策

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中国逐步向着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至今已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其犯罪团伙内部的组织结构极其复杂,各联系人的关系千头万绪,很难整体上把握其规律特点,打击“网络化”的拐卖犯罪需要侦查实战部门采取“网络化”的侦查方式。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行为人产生出卖目的的时间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转化犯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刑法对本罪除罪事由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同时,基于收买对象是妇女还是儿童的差异,对本罪除罪事由也应作不同理解。被害人承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免除收买人的刑事责任。在罪数形态上,收买者同时实施了教唆、帮助拐卖行为的,构成牵连犯,应从一重处断;在构成本罪转化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又实施了非法拘禁、虐待、强奸等行为的,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

人的尊严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益吗

人的尊严是宪法上的最高价值,它不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人的尊严是法益的基础,它不是具体犯罪保护的客体。人的尊严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对其之间形成的平等地位及主体资格免遭否定和促进实现的价值实践。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侵犯了彰显妇女尊严价值的人身自由权利。法益概念只具有一定的立法批判机能和解释指导机能,所以,对本罪的犯罪化合理性及其刑罚化均衡性研究,还需从刑法体系外寻找刑事政策学、犯罪学上的根据。详言之,本罪采取了分立式立法技术,与拐卖妇女罪构成非对称型对向犯,且近年来对妇女尊严价值的侵害程度日益提升。然而,即使对本罪的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的评价趋于严厉,也不一定要提高法定刑,严格刑罚裁量和强化行政执法都是可以考虑的方案。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走向:维持论、买卖同罚论抑或有限提高论

我国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存在“重卖轻买”的现象。理论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存在维持论、买卖同罚论以及有限提高论三种观点。维持论忽略了收买行为的附带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规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而非后续重罪。买卖同罚论忽略了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在主观恶性、客观危害上的差异。拐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收买行为,不应对二者予以同罚。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出于惩罚犯罪的正义性、预防犯罪的合理性的需要,应当有限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本罪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侮辱罪、诽谤罪,对其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高于侮辱、诽谤罪。在法定刑提高幅度的判断上,出于追诉需要,结合国内外立法,可以考虑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