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以律师为视角的评判

《刑法修正案(九)》对原《刑法》第309条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做了修改,在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讨论中,这一修改是争议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引起了律师界的高度关注。在梳理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过程中,如以律师为视角,学界可以发现扰乱法庭秩序罪修订中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对修改以后的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罪体要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分析。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修订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规定进行了修订,这是回应中国社会现实与司法实践深层需要的重要制度调适,起到了与诉讼法有关规定相配合的效果。死磕派律师"闹庭"现象的凸显推动了扰乱法庭秩序罪成为一个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立法议题,激活了在立法机制中重新审视该罪名整体制度背景的契机,而这次立法调整仍是历史与现实纠缠中的各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该罪此次修订之立法目的是维护正常的法庭秩序,应对该罪的实体理解和程序保障进行学理说明和科学安排,进而深入认识、改善该罪司法适用之中国语境,这才能做到既维护好司法权威,又保障律师的正常执业活动。

“医闹”相关刑事法律问题探析

医闹事件频发,严重伤害、杀害医务人员的事件让"医闹"入刑成为必然。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医闹"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然而这个罪名无法涵盖"医闹"行为所有的主体方面和客观方面。建议刑法单独设立"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罪",并在此罪中设转化犯。另外完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形成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扰乱法庭秩序罪管辖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 ,对扰乱法庭秩序序罪的管辖作了新解释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通过更明确的司法解释 。

非正常上访行为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限缩——以2018—2019年间的32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事出有因"较之"无理取闹"直接影响了犯罪动机的恶劣程度,进而拉低了主观罪责的基准线。在刑法未明确将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规定为入罪条件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将之扩大解释为入罪条件。针对"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型的强拿硬要,不必过于纠结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想象竞合关系上来。判断上访索财"可谴责性"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索财的目的是否合理,手段与目的是否相当。因信访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等不利状态,本身就是法治政府所应承受之重,政府不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强制。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应是"多个机关"工作秩序的集合,否则会得出"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正常开展的(多次)违法行为等同于导致国家机关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犯罪(扰乱)行为"的错误结论。如果不延展"故意+过失"的适用范围或"明知"的内涵,依照传统罪过理论无法妥善应对"造成严重后果"与责任主义原则相统一的关系。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几个问题

就有关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罪名、定义、客体、行为、主体、适用中的若干较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论《刑法》第288条的法律适用之困境及完善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4年5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明确规定为无线电管理条例保护的对象,这无疑给刑法提出了新问题。为了维护无线电通讯秩序,中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但此罪在犯罪成立的条件上要求过高、在司法实践的认定上存在困难,几乎沦为"废条"。《刑法》要发挥保护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第288条做出适当的修改,使其走出"废条"困境。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6条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及草案二审稿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修改,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是在当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方面存在问题、审辩冲突激烈背景下,适时作出的调整。通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罪名渊源、修改过程的梳理,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仍应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程度,方可入罪;应当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行为方式中,但同时,也必须在立法中明确"公然侮辱""恶意诽谤"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标准;"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这一兜底性条款应当删除。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之改革

拒执罪以立法形式出台以来,虽对"执行难"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致使执行实务中适用此罪的情形尚不多;在"诚信守约"的社会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的新时代背景下,除保护其法益之外,拒执罪的任务还应包括保护"社会信用";拒执罪应以保护"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正常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改革方向,以与其他相关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制度形成动态衔接为改革方法,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三个方面对犯罪构成进行改革,从而改善本罪的适用状况、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设置的若干理论刍议

从社会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的角度来讲,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置具有重大宪政意义;判决错误并不能阻却执行义务人的责任,拒不执行错误判决仍然有可归罪性;在行为形式上,不应把人体的动静形式或积极与消极表现,视为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标准,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法教义学认定——以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为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属于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之必备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对于“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司法认定,实务所持标准比较混乱。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具有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且属于全面的评价要素。因此,需要就案件事实素材是否与此要素相符合,进行分析论述做出综合评判。将在信息网络空间散布虚假信息但对公共场所这样的现实物理空间造成严重混乱的行为认定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有助于合理限缩刑法的处罚边界。

高考替考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兼论重大考试舞弊罪之设立

现有罪刑供给的不足,的确造成了对高考替考行为此类具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规制的困境。以实质解释论的视角观之,高考替考行为在所侵害法益、客观行为、主体等方面均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具有适配性,故完全可以按照扩大解释理解,将该罪适用于此类行为以作应急之策。鉴于包括高考替考行为在内的严重舞弊行为给重大考试的正常稳定运行状态,应有的公平、公正价值观和国民的善良预期等法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必要设立重大考试舞弊罪,该罪的犯罪圈划定以全国性具有重大影响的统一考试为限,并可采取具较强语义包容张力的双模式罪状设计,同时考虑到设置该罪之目的主要在于彰显重大考试秩序的不可侵害性和实现刑法的必要介入与定向规制,故该罪的刑罚配置还是取轻刑化的立场为宜。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扩容性”立法——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修改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存在着行为类型单一和行为对象过于狭隘的弊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于该罪的"扩容性"完善,有利于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随着扰乱法庭秩序罪入刑门槛的降低和"兜底条款"的设置,该罪呈现出恣意扩张并有可能侵蚀当事人及律师诉讼权利空间的新倾向。对此,应从"二元化"立法体制的衔接、定罪标准的确定和事前介入防范等多方面就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具体适用做限制性探讨。

扰乱刑事庭审违法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

针对当前出现的诸种严重扰乱刑事法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刑事立法,完善刑诉法第161条和刑法相关规定,对扰乱庭审秩序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以维护法庭权威。

单位拒不执行裁判入罪研究

根据现行刑法第313条规定,只有负有履行法院裁判义务的自然人拒不执行裁判才构成犯罪,单位拒不执行裁判不构成犯罪;但根据拒不执行裁判案的现状及其刑事法理论与实践,单位拒不执行裁判构成犯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浅析法释[2000]33号司法解释的两处失误

最高人民法院 [2000]33号司法解释与刑法相关规定的对比，存在着与法律相背的两处失误：一是钱可以“消”罪；二是共同过失构成共犯。前者可规定为能积极赔偿的可减轻或免以刑罚来解决，后者去掉画蛇添足的共犯二字即可。

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正的慎思与评价——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法庭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并细化了具体罪状。此罪具有地点时间的特定性、侵害法益的复杂性,但扰乱法庭正常审判活动秩序是核心要素。正确理解和适用此项罪名应当恪守严格解释的立场,明确该罪行为主体要件应为一般主体;细化行为具体时空条件,行为发生时间应当包含庭审准备阶段的行为;严格解释行为客体要件,"侮辱""诽谤"与刑法分则中的侮辱、诽谤罪应当具有相同含义,但是以网络方式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不应当包括在内。"威胁"并不是指一般性的恐吓,而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物、毁坏名誉等相威胁,达到侵害法益紧迫危险的程度的行为。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初探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修改,但与该罪有关的司法解释未颁布,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具体法律适用存在争议和空白点。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犯罪客体是法庭审理案件的正常秩序。弄清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犯罪构成是该罪得以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前提。该罪的司法办案要点有三:法庭的认定、法庭秩序范围的认定、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认定。扰乱法庭秩序罪类的刑事案件应按照我国一般公诉案件的诉讼流程去处理。

医疗领域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适用的几个问题

医疗领域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认定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聚众行为很多情况下具有临时起意的特征,不以事先策划、安排为犯罪构成条件;"情节严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的表现,如犯罪动机、行为方式等,在认定时应当考虑刑罚应有的谦抑性;"医疗无法进行"应当是医疗机构某一项医疗工作或管理工作无法开展,并非指当事医生无法工作,也不是指整个医疗机构的医疗无法运行;较之于其他行业,医疗领域中的"严重损失"不能仅限于扰乱医疗秩序的时长,短时间聚众行为导致其他患者人身损害后果或者医疗设备等严重损坏的,也应当认定为"严重损失"。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修订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进行了修订,使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文中分析了该罪罪状表述不严密,存在多种理解方式的问题;还剖析了罪名设定不妥帖、不能全面准确概括罪状特征的问题;解析了"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议将罪名改为"妨害无线电管理罪",并提出严密罪状表述的完善建议。针对当前使用"伪基站"设备犯罪罪名适用问题,阐述了该罪在司法审判中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关系,从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给出了该罪"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