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公法责任体系及其发展趋势——以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修订为视角

合理配置公法责任对规范食品安全监管、约束渎职行为至关重要。我国分别建立了针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体系,其中行政责任主要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两大类主体,区分渎职行为轻重搭建责任体系,刑事责任则主要由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规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修订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策略,配置食品监管渎职公法责任时应当符合治理策略,包括以监管责任为基础、以尽职作为承担责任的核心标准、遵守罚责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立足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现实等。《刑法修正案(十一)》最终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入罪条件,适当调整了入罪范围。食品监管渎职罪修订后,食品监管渎职罪案件数量明显减少,刑事处罚范围总体上受到限缩,但少量渎职行为的刑事处罚得到扩张。

“风险刑法”下食品监管渎职罪及适用困境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是"风险刑法"理念的产物。"风险刑法"的理念不宜提倡,它具有侵蚀刑法诸多基本原则的巨大危险。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既不能弥补刑法漏洞,也无力阻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主体适用范围、主观心态和因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

我国食药犯罪刑法应对策略探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对于食品、药品犯罪采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然而却未能发挥应有的遏制效果。这表明以法益侵害和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法规制传统已不能对食品、药品犯罪全面、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制,应扩大食品药品犯罪的外延涵盖,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药监管渎职犯罪,这比单纯立法趋重更具现实意义。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

食品监管渎职罪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行为人对违反食品监管法规持故意的过错心理,行为人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没有认识或者行为人认为这种危害结果不会发生,其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因法规竞合所生诸罪名的认定,也要注意区分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界限。

略论中国食品安全及其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总体形势有所改善,但依然严峻。除了食品生产者生产条件简陋、从业者素质低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位及其渎职,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处罚威慑力不够等也是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的因素。我国应加强法律规制,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惩处措施。

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问题及其立法完善探析

两高司法解释确定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未必是科学的、合理的,如果采纳"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二罪名说",这将会更加符合依据罪状确定罪名的基本要求。从"食品监管渎职罪"名称来观察,其罪过形式应确定为"过失",它属于"监督过失"范畴。《刑法修正案(八)》设置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尚有缺陷与不足,应当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修改与完善,具体完善的方式可以采用两个立法条款来分别列举规定。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渎职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多发,严重影响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是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各类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有效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的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食品安全监管者的渎职犯罪在刑法适用中却存在诸多困境。文章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就其成因,试从实体和程序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如何规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检察工作如何创新机制,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阐述。

刑法谦抑视角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解析

从刑法谦抑的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基本符合刑法谦抑的要求,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严重后果"等表述还存在圈界模糊、柔软的问题。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罚配置方面,具有刑罚谦抑所要求的刑罚正当性、合法性和人道性。但与其他渎职犯罪相比还存在法定刑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以及增设财产刑的必要。

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条款,"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其正名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根据刑法基础理论,本条款应当表述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和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从罪名设立的周延性、独立性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之增设明显与刑法类型化理论之要求相悖;同时,从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置之动因上看,也存在着过分注重民意、欠缺对刑事立法理性充分考量的弊端。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适用探析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犯罪化;适用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处罚时,要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处理与相关罪名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并依法对行为人作出刑事惩罚。本文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的现状,从犯罪学角度论述了对这一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进而解读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状以及罪与罪的区分,最后构建了严厉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研究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监督关系、预见可能性和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行为主体,应当以“依法从事公务”为核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主体的范围并不包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的主管人员。《刑法》第408条之一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是本罪的客观处罚条件,而非构成要件;“造成严重后果”,是指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重大药品安全事件、疫苗安全事件等严重实害结果;“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解释为可能导致严重实害后果的紧迫危险。本罪需要专门判断监管人员的渎职行为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在司法认定中,应当以客观处罚条件为切入,以行为人监管职责的内容为核心,以因果归责为联结,作为处理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案件的客观规则。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出路

食品监管渎职罪"入刑"后,由于监管部门混乱,监管职责的交叉和空白致使该罪发现查处难;刑法规范本身用语的模糊性,结果犯的入罪门槛高,因果关系认定难,与其他犯罪难以区分等因素导致其具体适用难;加之监管人员与不法分子相勾结等原因,使得设立该罪的预期效果难以实现。对于其在司法适用中的困境,需要厘清监管部门的职责,优化监管者队伍,通过明确刑法用语、引入危险刑法理念变结果犯为危险犯、采取条件说来判断因果关系、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等来完善刑法法规,为该罪的司法适用难寻求出路。

关于将食品监管渎职罪修改为食品安全渎职罪的思考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中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修改引发了社会热议。以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工作要求为指导,本文建议把食品监管渎职罪修改为食品安全渎职罪,将犯罪主体确定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建议增加导致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条件,并明确食品安全渎职犯罪的具体情形。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罪过探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条文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规定表明其与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有直接的联系,故此有学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兼具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态,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单一罪过说。刑法总则中故意和过失的确定是针对危害结果而非危害行为而言,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均应是过失,食品监管渎职罪没有突破单一罪过说。

食品监管渎职罪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漏洞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用于督促和惩治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渎职行为。认定"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构成要件和法条竞合时的适用原则这两方面,然而其罪名和法定刑仍须完善。

邹议食品监管渎职罪增设之争议问题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指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对其增设存在必要性与非必要性之争,关于其罪名设置存在分罪论与合罪说两种不同理论。综合分析,食品监管渎职罪增设具有必要性,在罪名设置上,将食品监管渎职罪分设为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更为合理。

食品监管渎职罪探析

食品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民以食为天,而食又以安为先。近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违法犯罪猖獗,《刑法》保护不力。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以严厉打击食品领域的渎职行为,强化国家的监管责任。本文就食品监管渎职罪增设的必要性、法条的解读以及与相关罪名的区分进行探析,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