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刑法观下非法行医罪的限缩适用

医生执业资格是非法行医罪的违法阻却事由,对该资格身份的认定是非法行医罪适用的关键,仅考虑形式价值的“单证说”与“双证说”存在不当扩大非法行医罪适用的风险,应围绕法益展开,只有侵害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个人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无医生执业资格者与有医生执业资格者共同开展医疗行为,行为人原则上不构成非法行医罪,只有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者未对医疗行为进行指导监督的才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

非法行医罪之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探析——以周某非法行医案为例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行医罪所具有的三种核心构成要素: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其情节严重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或造成就诊人死亡。司法实践中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行医”和“造成就诊人死亡”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不能解释为“已经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而未获得医师执业资格”,而应当解释为“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行医”应当局限于将实施医疗行为作为业务的营利行为,而对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只偶尔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医疗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的“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结果加重情节,应当限制在就诊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与非法行医行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内。

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原先“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础上新增了“提供假药罪”的犯罪类型。对提供假药罪的违法构造进行厘清,行为主体方面,针对怎样划定“药品使用单位”和“药品使用单位人员”的分水岭,可以借助既有的法律规定来判别;行为对象方面,对假药的认定既要考虑医学方面的实际治疗效果,又要考虑药品本身是否具有其“应当具有”的有效药物成分,以及相关成分及含量是否符合我国药典的硬性规定。假药与劣药之界分,应当重新加以考量区分假药与劣药的标准——将假药认定为不具有应有的治疗作用并且转化为有损人体健康的产品。

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非法行医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性,其行刑衔接机制由实体与程序两个结构体系组成。我国非法行医行刑衔接采取的是行政法先行立法模式,该模式设置了非法行医治理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责任,为行刑衔接提供了法律保障与制度空间。现行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存在实体判断要素不明、程序运转不畅等难题,该机制的完善要以非法行医治理所保护法益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的不同定位为判断“指向标”,在实体上厘清行医主体、医疗行为、情节严重要素在行政法与刑事法中的不同界定,在程序上确立行政程序优先适用原则、明晰证据转化规则、破除鉴定启动难题、强化衔接主体间的权力协同,以此推进卫生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医疗事故罪司法适用的问题检视与完善对策

通过对2012-2021年全国43例医疗事故罪相关判决书的分析,我们掌握了现阶段我国医疗事故罪的发案和定罪量刑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医疗事故罪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确认标准欠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认定与医学原理部分相斥、被害人特殊体质介入型案件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有误以及职业禁止处分的适用遭遇悬搁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医疗事故罪司法实践的建议。

犯罪构成论的司法逻辑化探究

科学的犯罪构成论是体现定罪的实践性、反映基本定罪过程、建构《刑法》中“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统一性的犯罪构成论。对于定罪实践司法性质的正确把握,是科学建构犯罪构成论的先决条件。对于基本定罪过程要区分违法与罪责,肯定主观违法论而否定客观违法论,坚持五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据此,犯罪构成应由行为阶层、构成要件阶层、可罚的违法阶层、罪责阶层依次衔接组成。这样的犯罪构成是违法与罪责相区分、控方与辩方均在场、判断过程与判断结论相统一的定罪模式。

非法行医罪的司法现状与治理完善——某省近五年105例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自2017年1月5日至2021年12月24日近五年间发生在湖北的全部105例非法行医罪案例的一审判决书,以此为数据依据,并通过查找相关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发现近年来非法行医罪多发生于“黑诊所”内,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发生患者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死亡的结果。结合理论争议与司法实践,从相关司法判决和统计数据出发,围绕“情节严重”“执业资格”“非法行医行为”等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非法行医罪治理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为治理非法行医罪提供有益建议和对策。

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实质含义

“国家医疗管理秩序”不是非法行医罪的保护法益,破坏医疗管理秩序不能作为本罪实质的处罚根据。现有单一法益说与双重法益说均有缺陷,非法行医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安全。非法行医罪是具体危险犯,处罚根据是行为足以给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实害的具体危险。对罪状中的“情节严重”应采取实质解释,确定医疗行为是否达到足以侵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危险程度。对于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非法行医行为的处罚,应从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这一目的出发,从违法程度、违法主体、违法间隔时间等方面进行限制,并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之刑事规制的困境及路径优化

我国现行法律明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因其妨害了我国的人口生育及其管理秩序,影响胎儿父母选择进而危及胎儿生命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胎儿性别失衡、引发社会乱象的产生;分析医疗领域相关的行政手段乏力和刑事规制实属空白的现状,借鉴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立法经验,我国刑法可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同时明晰管辖权问题、在程序上配以适当的侦查手段。

试论非法行医罪中的非法行医行为

非法行医行为是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所谓“非法行医”就是非法主体擅自实施医疗业务,而医疗业务是指以反复、持续的意思实施以医疗行为为内容的活动,医疗行为则是指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或者毒品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非法行医罪立法缺陷及解决路径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行医罪的设立应以完备的卫生法规为前提。1997刑法颁布时相关的卫生法规尚不成熟,造成了犯罪主体范围的不当扩大、难以判断何为非法行医的情节严重等立法上的疏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8日通过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它未能有效解决本条立法上的缺陷。有效的解决方法是,从完善卫生行政法规的角度来限制主体的不当扩大;从立法技术上对本罪的适用应该以危险犯和结果加重犯来加以定性。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医疗市场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虽然国家已通过刑事立法规定了“非法行医罪” ,然而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在诸多方面产生分歧 ,导致案件定性困难 ,直接影响案件审理。为指导实务操作 ,文章就非法行医罪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医学生“被非法行医”的伦理学悖论及法学思考

通过回顾发生在北京某医院实习医生参与患者手术和抢救而引发纠纷的案例,分析了医学生"被非法行医"的原因以及医学生实习过程中教学医院所面临的伦理及法律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重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创新教学模式以培养医学生。

非法采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矿产资源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非法采矿罪仍存在一些误区。本文分析了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认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误区等问题,同时提出完善矿产资源保护刑事法律制度的初步构想。

非法行医罪相关争议的解决路径

因为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非法行医现象在我国广泛存在,并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利用刑罚手段规制相对更为恶劣的非法行医行为已经成为必然,非法行医罪应运而生。司法实践需要相关法律理论的指引,而目前我国理论界有关非法行医的理论尚不完善,对其进行更为系统深入地探讨有其必要性。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对其范围应当作更为广泛的理解。非法行医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中就诊人的人身权利为主要客体。非法行医罪的客观方面,应当作更为全面的概括界定。具体界定非法行医罪时,采用严格的相关标准以及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均有必要。

关于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法行医行为的认定,以及非法行医与合法行医之间的界定;总结和分析了我国法律界在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上存在的4个方面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阐述了自己对相关问题意见和观点。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罪过

对于非法行医罪等法定犯的行为犯、情节犯而言,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可以直接体现在违法性认识上,其内容应当以行为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违法性认识为前提。非法行医罪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不包括间接故意。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不应包括间接故意。

医疗行为、非法行医及非医疗消费性服务之比较界定

搞清楚医疗行为与非医疗的消费性服务行为之间的区别,明确医疗行为区别于非法行医的法律内涵具有现实意义。对医疗行为主体和内容的严格限制是区分医疗行为与非法行医的关键;医疗行为与非医疗的消费性服务行为之间在实施主体、行为内容和性质、损害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某省医疗行业违法现状分析

目的:通过卫生监督检查,掌握医疗机构执业的基本情况,为制定进一步的监督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按照卫生部统一编制的调查表,对某省所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以及经举报和日常监督发现的无证行医机构进行调查。结果:共调查了33151家医疗机构,查处的违法违规中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占17.53%,超范围执业占13.86%,出租承包科室占1.20%。营利性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的比例为33.82%,高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19.96%(χ2=514.327,P<0.001);营利性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的比例为0.91%,低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2.95%(χ2=120.283,P<0.001);营利性医疗机构超范围执业的比例为20.78%,高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22.44%(χ2=8.679,P=0.003)。共查处12195家无证行医机构,其所在场所中45.66%分布在农村,29.91%分布在城市结合部,24.43%分布在城市社区,3者在分布构成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9.464,P<0.001)。结论:某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违法违规的现象较为严重,应加强对医疗市场的监督力度。

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辨析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非法行医罪上存在诸多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犯罪主体的认定上,对"医生执业资格"的理解分歧最大。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的认定,一方面应当结合行为人是否获得相应的卫生行政机关颁发的执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应当结合当事人所受到的医学教育、从事医疗活动的能力和条件来综合判断。应当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的字面含义、立法目的、卫生行政法等确定非法行医罪的主体的范围,既不能唯证书论,也不能超越中国医疗的客观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