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医事犯罪理论研究述评

建国60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医事犯罪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等具体医事犯罪的研究都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逐步深入。但是,在医事犯罪的诸多问题上还存在较大争议,通说性的观点少,不少观点还值得继续商榷。

涉疫情刑事案件争议问题的分析与认定

对于故意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不宜一律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在未引起休克或者因呼吸功能障碍出现窒息征象时,可以考虑能否评价为寻衅滋事行为,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宜根据“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原则认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于非法经营罪中哄抬价格的认定,要充分考虑市场因素,结合生产供应状况、疫情防控需要、涉案商品真伪优劣、经营人员主观恶性、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综合判断价格上涨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以及涉案行为是否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客体应是“国家的计划生育制度”;其客观要件是实施了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而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主体法条规定限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据此,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也可构成本罪;其主观要件则为直接故意。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在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一些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手术,严重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本文通过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中犯罪主体的范围、犯罪客观方面的概括和表述、该罪各档次法定刑的适用情节、非法行医过程中进行的破坏节育手术的行为应如何定性等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

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中体现政策烙印的罪名也因社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纵观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都是以犯罪化为主题。202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三孩”政策的落地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提供了契机。当下,人口政策的理念已由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缩小了本罪的适用空间,司法适用率低下是本罪应当非犯罪化的现实动因。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谦抑经济性要求为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立法上实现非犯罪化是理想的路径,但在立法未作改变之前,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可行的现实路径。

从个案看我国法律对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处罚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宪法予以确认的一项基本国策,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违者要严肃处理。但长期以来,对非法医疗服务的案件一直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罚处理的,实践证明,仅此不足以打击这种非法活动,为此,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增设了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刑法中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有关规定,以更好地保障婚姻法的贯彻落实。

哄抬物价的入罪不法探析--以2020年特殊疫情防控意见为背景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2003年两高出台了司法解释,2020年两高两部紧急联合印发了特殊疫情防控意见,要求在疫情期间对医用防护用品、药品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哄抬物价行为侵犯的法益与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并不吻合,并没有违背国家特许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更多侵犯的是国家卫生防控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从立法程序和特点来看,将哄抬物价紧急纳入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加剧了非法经营罪“口袋化”倾向,尤其是在各地数额入罪门槛不统一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