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药品管理罪引发的“蝴蝶效应”——以仿制药销售行为的定性之争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妨害药品管理罪之增设在刑法法规体系中的影响如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使得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间接限缩,导致了仿制药销售行为不适宜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进而使该行为被排出在犯罪圈之外。对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立法的微小变化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从刑法法益实质角度出发,把握法定犯刑法规制与行政法规制边界,才是解决仿制药销售行为定性的关键。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实务的观察与思考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中被“激活”,但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罪名所涉传染病范围仅限于甲类传染病,用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扩大了适用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该罪所涉传染病范围从甲类“扩容”至乙类按甲类控制的传染病,为相关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可新法条的表述同义反复且有歧义;犯罪主体是否导致他人感染与该罪量刑幅度密切相关,然而当下在技术层面尚无法给出排他性的传染实害的因果关系结论。综上,应矫正刑法修订前不当扩大适用范围的案件;修改新法条表述的欠妥之处,同时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阐明相关案件因果关系中不可认定部分并在量刑环节予以考量。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辨正与适用解析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得出的以公民身心健康作为本罪保护法益的结论亟须辨正。当适度跳出本罪的体系位置,并结合构成要件要素以考察时,应当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复合法益,即运动员群体身心健康、体育赛事公平竞争秩序以及国家和体育项目的名誉声望。在法益的指导下,方能明确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对兴奋剂自用行为不加规制的原因,并得以在本罪同时包含共犯正犯化、间接正犯实行化以及组织行为正犯化的行为集合中,认识到本罪罪状所表述的组织行为当具有人身支配或意志操控的属性,而欺骗行为的成立仅需造成服用者产生动机认识错误即可。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认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的争议由来已久。理论上大致存在过失说、故意说与混合罪过说等主张,各学说内部又存在不同观点,可谓莫衷一是。故意说无法完全说明本罪的构成要件,应连同其修正一并被否定;混合罪过说背离我国刑事立法与理论,不应坚持这一折衷方案。作为通说的过失说具有优越性,能妥善处理结果要素,符合法定刑设置,且恰当区分关联罪名。化解对过失说的质疑需结合后疫情时期的总体社会特征与法定犯时代罪过判断的结果标准,肯定过失危险犯的法理。这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理论深入研究的应然归宿。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构成要件问题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应当表述为"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其客观要件"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包括实害犯与危险犯两种形态;其主观要件应为过失,故意则不能构成。

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教义学解读

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明和构成要件内容不够细化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理由、法律性质与构成要件内容三个层面对该罪名进行细致化的法教义学解读:在立法理由层面,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出台有利于促进“民意”与法治发展的双向互动,有利于刑法分则内容精细化,提升犯罪打击效率,同时还有利于推动集体法益保护观念的树立,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法律性质层面,妨害安全驾驶罪属于具体危险犯,是积极刑法观的集中体现,亦是轻罪行为犯罪化的集中体现;在构成要件内容方面,可以分解出三种入罪行为模式,对行为模式中“交通工具”“行驶中”“暴力”“擅离职守”“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公共安全”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解读是适用该罪名的关键所在。

中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要件比较研究——兼论《刑法》第330条的立法完善

与国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刑法》第330条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一是犯罪对象仅仅限于甲类传染病,范围过窄,导致法条虚置；二是对该罪客体、主体的规定不科学；三是将传播传染病主观要件仅仅局限在过失上。为了抗制“非典”或类似于“非典”的传染病爆发时相伴随的犯罪,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刑事立法对《刑法》第330条的内容通过立法加以修订。

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立法

诉讼诈骗行为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已经被规定为犯罪。社会危害性与现有的规制效果,说明诉讼诈骗行为在我国犯罪化的必要性。在犯罪化之后,诉讼诈骗罪应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妨害司法罪"一节,并可考虑单位犯罪和身份犯等方面而作出具有罪刑阶梯的条文设计。

论“短信”犯罪的特点,危害及对策

目前 ,随着手机的普及 ,利用短信作案的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对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危害 ,引发了一系列的治安问题 ,针对短信犯罪隐蔽性强 ,覆盖性大 ,作案手段多样化的特点 ,应通过加强立法引导社会取向 ,加大对短信监控力度 ,提高人们信息安全意识 ,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 ,使人们拥有一个洁净安宁的信息时空。

侵财型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评价

鉴于诉讼欺诈在客观行为表现和侵犯客体方面的特异性,建议在将来修订刑法时应当对其作出专门规定,体系上应归类于"妨害司法罪"。在程序衔接上,如果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但未作出财产处分决定,可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并已作出财产处分决定的,可在确认先前的民事判决错误的基础上终止执行该裁判,已经执行的,直接向诈骗人追缴赃款赃物。

刑法应当增设传播传染病罪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发生带来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增设“传播传染病罪”就是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具体法律问题。将非典型肺炎病人破窗逃到公共场所的行为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不够准确,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欠妥当,定性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够科学。设立“传播传染病罪”,严惩像李松那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必将有利于打赢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

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通过考察我国刑法,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在规制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方面存在忽视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预防滞后、刑罚体系不科学等不足,应从加强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增设危险犯、增加刑罚种类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着手,加强刑法对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抗制。

关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执法不力的思考

实务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大量存在 ,但是被宣判的却相当少。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公司法立法的落伍、自律机制的缺失和社会生活中对私人集团的过度依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应当抛弃陈旧观念 ,将部分罪非罪化 ;建立健全自律机制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限制私人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新冠疫情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直以来未受到足够关注。作为处理当下涉疫情刑事案件专门性文件的《意见》的出台明确了本罪在具体适用上的一些问题。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过程中,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存在法条竞合或法条逻辑上的交叉关系,模糊了罪名的界限。同时,“传染病”的范围限定与罪状描述的不完整性使得作为法定犯的本罪与前置法衔接不畅。应该在厘清具体罪名构成要件和罪过类型的基础上,依法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同时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从严把握;并通过对“甲类传染病”作实质解释、发挥行政前置手段作用等解决当下本罪在适用过程中的一些法律“困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设置合理性评判

97刑法典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设置 ,不仅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 ,而且也透现出了某些权力本位、短期功利化等立法观念 ,其运行已显现出某些非良性的结果。为追求法的良性品格、完善立法 ,应当取消本罪。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观方面认定

为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护金融机构和公众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从源头上对信用卡犯罪作了较全面的立法完善,增设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认定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必须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观方面予以认真的、深入的剖析,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所包含的意义。

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药品管理罪,该罪的正确适用有赖于从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该罪的保护法益并非抽象的药品管理秩序或者其与公众健康、生命权益的简单组合,而只能是用药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权益。该罪的犯罪类型也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属于抽象危险犯范畴的准抽象危险犯。在该罪的司法适用方面,重点是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准确的认定。在认定逻辑上,首先要明确其构成要件中的四种违法行为类型,其次是从涉案药品本身的安全性角度,对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在该罪与其他犯罪发生竞合时,应根据不同犯罪的保护法益和犯罪类型,以所应判处的责任刑高低为标准来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犯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正当性及其修正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明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遭遇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作为法定犯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前置法的衔接不畅引发了修正的思考。应当肯认,当下本罪的适用有其正当性基础和现实需要,且并未扩大刑罚范围,刑法手段理当也是疫情防控手段之一。应充分发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兜底作用,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长远看,本罪的修正不宜盲目变更罪名、扩大"传染病"范围,增设罚金刑、区分量刑亦值得商榷,要注重"采取甲类防控措施"机制的缓冲作用,适时考虑通过重新提炼或模糊处理的方式完善本罪的罪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