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犯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陆勇案”凸显了对药品犯罪认定的固有缺陷;新的《药品管理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之虽有所改观,但也仍有新的问题须解决:新增设的妨害药品管理罪和修改后的生产、销售、提供假(劣)药罪,应明晰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再对构成要件作实质解释;“假(劣)药”的概念内涵应在参照新《药品管理法》的基础上独立判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既有限制妨害药品管理罪处罚范围之功能,又有连接生命健康和药品管理秩序法益之作用。确定药品犯罪的罪数,需厘清药品犯罪之间和药品犯罪之外这两类竞合关系。

妨害药品管理罪引发的“蝴蝶效应”——以仿制药销售行为的定性之争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妨害药品管理罪之增设在刑法法规体系中的影响如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使得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间接限缩,导致了仿制药销售行为不适宜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进而使该行为被排出在犯罪圈之外。对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立法的微小变化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从刑法法益实质角度出发,把握法定犯刑法规制与行政法规制边界,才是解决仿制药销售行为定性的关键。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立法

诉讼诈骗行为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已经被规定为犯罪。社会危害性与现有的规制效果,说明诉讼诈骗行为在我国犯罪化的必要性。在犯罪化之后,诉讼诈骗罪应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妨害司法罪"一节,并可考虑单位犯罪和身份犯等方面而作出具有罪刑阶梯的条文设计。

侵财型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评价

鉴于诉讼欺诈在客观行为表现和侵犯客体方面的特异性,建议在将来修订刑法时应当对其作出专门规定,体系上应归类于"妨害司法罪"。在程序衔接上,如果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但未作出财产处分决定,可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并已作出财产处分决定的,可在确认先前的民事判决错误的基础上终止执行该裁判,已经执行的,直接向诈骗人追缴赃款赃物。

关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执法不力的思考

实务中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大量存在 ,但是被宣判的却相当少。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公司法立法的落伍、自律机制的缺失和社会生活中对私人集团的过度依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应当抛弃陈旧观念 ,将部分罪非罪化 ;建立健全自律机制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限制私人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司法判例实证分析“药神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境外药品审批的滞后性及患者经济负担等原因,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原研药及仿制药现象在我国客观存在,一旦进入公诉机关视野成为备受瞩目的“药神案”,往往要在市场秩序与患者生命健康权之间相平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回归药品实效性,将“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排除在“假药”范畴外,使得此类行为不再构成销售假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口、销售未经批准的药品完全合法化,其仍可构成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在总结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案例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期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

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药品管理罪,该罪的正确适用有赖于从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该罪的保护法益并非抽象的药品管理秩序或者其与公众健康、生命权益的简单组合,而只能是用药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权益。该罪的犯罪类型也不是具体危险犯,而是属于抽象危险犯范畴的准抽象危险犯。在该罪的司法适用方面,重点是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准确的认定。在认定逻辑上,首先要明确其构成要件中的四种违法行为类型,其次是从涉案药品本身的安全性角度,对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做出合理的判断。同时,在该罪与其他犯罪发生竞合时,应根据不同犯罪的保护法益和犯罪类型,以所应判处的责任刑高低为标准来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犯罪。

从药品犯罪类型探讨《刑法》立法完善

目的:回顾21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22次药品安全事件,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药品犯罪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建议,促进《刑法》中药品犯罪领域的立法完善。方法:案例分析法。结果和讨论: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发现药品犯罪中《刑法》适用存在核心罪名定位偏差、假劣药二元区分不利于打击犯罪、法律调整力度不够等问题,建议将药品犯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取消劣药罪、增设资格刑、弥补无限额罚金刑的缺陷,以期药品犯罪的《刑法》规制更科学、合理、有效。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司法适用

为了强化对兴奋剂的管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罪名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正确适用,取决于对本罪立法精神和适用范围的准确理解。只有同时满足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入罪条件三个方面的要求,才可以成立本罪。本罪客观要件包含对“兴奋剂”及其实行行为和“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范围的说明。本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因而对本罪主观要件的理解,可以从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着手。作为本罪入罪条件的“情节严重”,则可以结合行为的次数或人数、兴奋剂的种类或剂量、对体育赛事的影响程度和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损害程度综合分析。

妨害药品管理罪教义学分析

缘于2019年《药品管理法》对假药与劣药概念的修订而产生的处罚漏洞,在解释学上,可以把妨害药品管理罪规制对象的药品扩大为原料药,受罪刑法定的约束,不能包括“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该罪的实行行为之一的编造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出于流通目的实施的危及人体健康的行为,并且编造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的生产、检验记录也能被编造行为所涵摄,却无法规制“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的药品类型。鉴于将该罪的四种实行行为划分为生产、销售以及弄虚作假两大类行为的情况下,其“从一重处断”条款可作为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例外规定)、想象竞合、牵连犯之处置原则的表征。

论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的缺陷与完善

中国刑法妨害司法罪名体系中,存在着罪名归类不尽科学;罪名体系不完整,法网不够严密等缺陷。建议把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取消包庇罪的规定;修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与妨害作证罪的罪状,使之相协调;把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诬告陷害罪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名体系;补充规定帮助脱逃罪和不告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