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刑法全面性保护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回应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管理的规范发展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但却仍不足以全面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究其原因,一是未规定单位犯罪,二是未全面规制非法提供和买卖人类遗传资源的行为,三是未同等保护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前置法规制体系日趋完善。刑法全面保护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关键,在于填补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范漏洞,合理解释关联罪名则是当下最优解。具体而言,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解释为公民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并将侵犯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行为解释为出售、提供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借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全面评价自然人或者单位实施的非法采集、非法提供、买卖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行为。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及其治理实证研究

邪教犯罪治理效果关乎社会秩序稳定和公民生命健康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邪教犯罪治理问题应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老年人是农村邪教犯罪的主要群体之一,其产生的传播效应更不容忽视。农村老年人邪教犯罪呈现出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女性犯罪占比高、有违法犯罪记录占比高,与家人共同实施散发、传播邪教宣传品占比高、临近居住地实施非组织性邪教活动占比高等特点。邪教传播内容的迷惑性,加之老年人群体自身的被害性、农村邪教传播的便利性、刑罚打击效果的局限性,引发老年人群体从事邪教犯罪。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各方力量要完善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提升反邪教宣传效果、提高邪教犯罪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功能,以此消除犯罪内生因素,切断邪教传播外部条件,真正推动平安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网络恐怖活动的刑事规制及多元打防机制

当前,我国虽然对恐怖活动进行了法律规制,但尚有完善空间。不同于传统型恐怖活动,网络恐怖活动具有犯罪主体新型化、犯罪工具现代化、实施手段隐蔽化等诸多特征,呈现出肆虐全球的严峻态势。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当充分发挥法治在反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领域的基础性作用,从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多维度切入,逐步解除治理网络恐怖活动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在现有犯罪治理法律体系下,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管控措施,将网络恐怖活动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之内,实现对网络恐怖活动的有效刑事规制。另外,还要建立起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多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全球联动、群防群控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及其路径

在法益二元论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符合集体法益的内涵特征,集体法益说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基于公法法益观的个人法益——个人信息安全,兼顾个人信息的多元价值,回应网络社会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之诉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偷渡犯罪治理对策

偷渡犯罪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才能对偷渡犯罪进行全面治理。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偷渡犯罪也呈现出了趋势双向化、手段多样化、组织隐匿化、目的不法化的特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要提升公安科技创新水平、理顺侦办机制、完善协同治理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对偷渡犯罪进行全面深入的治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暗网恐怖主义犯罪侦查路径初探

暗网恐怖主义犯罪严重损害人民财产安全、危及社会稳定,是数字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数字时代暗网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和侦查难点主要集中在暗网恐怖主义犯罪隐蔽、上下游关联犯罪多、各部门情报信息共享不畅、国际合作不足等方面。未来,暗网恐怖主义的侦查路径,需要通过创新网络侦查技术、加强物流信息研判、完善合成作战体系、加大国际合作力度等措施全方位、多角度提高侦查效能,规范暗网空间秩序,打击暴恐犯罪。

我国情报犯罪的刑法立法机制及完善进路

完善我国情报犯罪的立法机制不仅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效回应,对强化情报安全的刑法保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中情报犯罪的设置未能突出核心法益,规制范围不周延,同时“情报”这一核心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对此,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密刑事法网以及贯彻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为指导,明确国家安全法益应系情报犯罪的核心保护法益;对非法持有军事秘密的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并取消军事秘密犯罪对于主体身份的限制;根据情报行政法律规范,将刑法中的“情报”划分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三种类型,并将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下位概念。

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行为手段持续更新的间谍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侵害程度日益加剧。然而我国针对间谍犯罪的刑法规制却与社会发展现状、新《反间谍法》相关内容脱节,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资助行为、资助对象外延过窄;叛逃罪的犯罪主体设定存在瑕疵;间谍罪的行为方式过于陈旧。基于此,应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修改为“协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并拓宽本罪的适用范围;将叛逃罪的主体统一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将间谍罪行为方式中的“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修改为“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并增加“第三国间谍犯罪”;增设“网络间谍攻击罪”和“准备实施间谍活动罪”,严密间谍犯罪刑法规制网。

反思与弥合:档案犯罪条款司法虚置化的调适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档案犯罪条款是档案安全和档案管护秩序的有力保障,由于消极刑法观掣肘、入罪门槛与保护法益失衡以及司法理解适用偏差等原因,实践中该条款长期处于适用率低、案例少的虚置状态。这种司法虚置现象导致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安全无法得到周延保护,档案犯罪条款威慑力被极大削弱。对此,应遵循档案分级分类保护原则,对档案概念范畴予以类型划分,将档案实体、档案内容、档案保护秩序和档案管理秩序四种类型作为档案犯罪条款保护的具体法益,通过解释论有效激活该条款的司法适用,从而切实保障档案安全行稳致远。

新时代刑事普遍管辖原则的新征表——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适用为视角

相较传统犯罪而言,在境外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在虚拟空间实施的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多变性、公开性等特点使管辖权难以界定。因此,在管控跨境网络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时,主权国家的管辖权难免会发生一定冲突与矛盾,故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网络视域下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框架,对此类犯罪进行重新分类;以普遍管辖原则为依据,提出对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有效规制的措施。

数据安全犯罪的迭代异化与刑法规制路径——以刑事合规计划的引入为视角

随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迭代异化,司法解释不断丰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和个人信息外延,但面临个人信息犯罪严峻的异化态势,受侵害的数据质量、数据规模、危害性后果不断攀升,数据的处理、共享、交易、流通使得数据的“动态安全”逐渐成为数据安全问题的常态。以刑事制裁为主的单向度的国家监管显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规制手段的单一化使其规制效果难彰,因此需要其他手段的功能补给。刑事合规制度作为一种能够容纳企业与国家共治的犯罪治理模式,通过促进网络服务商数据安全保障工作的内控化、制度化开展,增强网络服务商对于数据安全的责任意识,通过网络服务商的事前的主动介入,增强数据安全犯罪的积极防控,实现侵害数据安全犯罪的积极的一般性预防。

网络犯罪立法与法学研究契合的方向

近一二十年来,网络、网络犯罪对于法律规范形成了全新的冲击,需要通过及时的理论研究,对法律体系进行更新。前提是首先把握网络犯罪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当前态势,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其次要明确以规模化为基础的链条化的网络犯罪行为模式成为新常态,在规范发掘和创制技术上充分重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再次应看到网络违法犯罪高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主体聚合化,将网络平台责任作为规范应对的重中之重;最后要落脚于承载公共安全、嵌入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协调的法律保护。网络法律体系转型的关键路径是网络犯罪规范与法学研究高度契合,寻觅网络刑法乃至整个网络法学的新境域。

中国网络立法的法理前瞻

针对中国网络信息传播缺乏健康秩序的问题,在依法理对中国网络立法现状进行简要介绍与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导出四项前瞻性观点,即合理制约才能更好地保障网络自由、亟须加强以国家文化安全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保护、亟须强化网络侵权制约、网络统一立法势在必行,同时反驳若干错误的流行观念。

中德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比较研究

中德刑法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分类及类罪名上有差异。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德国刑法要比中国刑法细致得多,特别是确立了"危害和平罪"与"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两个罪名,值得中国刑法借鉴;而中国刑法中确立的"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是否能够由非暴力方式构成上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有着差异。当中国刑法将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及国旗、国徽的行为予以普通刑事化评价时,在德国刑法中却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在法律评价上显得更为合适。两国刑法均将言论与文字的形式作为犯罪行为的表现之一,表明对言论治罪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所独有。在"叛乱罪"与"叛国罪"的构成设计上,两国刑法规定也是各有所长。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刑法实践理性思考

国家安全是随着这个国家所处历史时代而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因应复杂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家安全面对的新情况,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成为了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在从总体上考量国家安全,强调系统整合的思维方法,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系统性和辩证性。同时,我国刑法历来重视国家安全立法,形成了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嬗变。当前,刑法实践之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嵌,应为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关键是合理明确刑法中总体国家安全,在价值导向上应反映现实需要、体现系统整合和契合刑罚预防观念以证其正当性;同时在制度构建上,应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核心,协调相关国家安全的立法,并完善条文以填补立法疏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以《网络安全法》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与此同时,变动后的刑法条款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基础性的问题。近期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内容有更清晰的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结合《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等概念进行准确理解和运用,以达到刑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但是,《网络安全法》只是暂时的替代品,为了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应当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暗网法律治理问题探究

许多人相信Google搜索可以识别互联网上给定主题的大部分信息,整个网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世界,超出了Google或任何其他搜索引擎的范围.互联网黑暗网络的规模更是巨大的,截至2015年,由于隐藏在黑暗网络上的服务,暗网经常与深网交替使用;被称为Deep Web的非索引网站的数量估计比索引的可搜索网站的表面网络大400~500倍.Deep Web代表着互联网黑暗的一面.被称为Dark net的Deep Web部分已成为监管的天堂逃避、犯罪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概要介绍Deep Web是如何访问的,以及为什么应该关心它们.Deep Web的持续增长以及Dark net的加速扩张带来新的政策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可能对公民自由,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保护法益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历史记忆、共同情感和民族精神,以及由此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损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打击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破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凝聚力。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以及刑法上的一般条款不足以惩罚、预防该种行为,在刑法中设立本罪具有必要性。增设本罪是以刑罚手段制裁、遏制那种以违反规范的方式破坏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只要根据本罪的保护法益准确界定其构成要件,就不会损及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的知情权。

论国际刑事法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管辖权

国家安全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采用传统的军事打击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国际社会一直希望能在国际法律层面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管辖、审判与惩治。《罗马规约》明确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管辖权,但没有具体规定对恐怖主义罪的管辖权。把恐怖主义罪作为一个罪名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将在法律上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浅析计算机犯罪取证与反取证

计算机犯罪取证主要围绕证据的获取和证据的分析。主要过程包括保护和勘查现场、获取物理数据、分析数据、追踪源头、提交结果等。计算机反取证就是删除或者隐藏入侵证据,使取证工作无效。反取证技术主要有数据擦除、数据隐藏等,数据擦除是最有效的反取证方法。从取证与反取证两方面分析计算机犯罪的特征,研究反取证技术的根源,可有效地保护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