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分割化”及其刑法评价思路转换

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与网络犯罪不断融合,由此导致有组织犯罪在纵向链条上、组织结构与组织形式上、暴力性与非法控制性上,以及罪量要素上被网络所“分割”,呈现出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从属性弱化,有组织犯罪异化为“有组织违法”,有组织犯罪的“去中心化”、“去组织化”和“产业链条化”、“节点化”同步显现。对此,有必要完善刑法对有组织犯罪的现有评价思路,将犯罪组织特征的“形式化”界定转向“功能化”认定,准确定性“网络黑社会”等网络有组织犯罪;拓宽犯罪组织势力的内涵与外延,实现对犯罪组织上中下游、“网上-网下”、“现实暴力-技术暴力”的全面评价;推动从以制裁犯罪组织为中心的罪名体系设置,转向兼顾对逐渐独立化的犯罪“个体”、犯罪“节点”的刑法防治;推动从以正犯行为为中心转向兼顾对相对独立化的共犯的重点评价。

论土地可以成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观点,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仅可为动产,我国现行法律对该罪的犯罪对象并没有明确界分。近年来,以土地为对象的财产性犯罪频发,聚众哄抢土地的行为几度发生,导致司法机关对该种行为的定性十分困惑。将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仅局限在动产的范围内,已无法解决以土地为对象的财产性犯罪的司法实践问题。土地的不动产及公有财产的属性(财产性、公共性)不影响其作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土地成为聚众哄抢罪的犯罪对象不仅具备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更契合该罪的立法本意和法益保护的要求,亦有国内外立法例及国内司法判例对该论点予以支持。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主要体现为组织规模、存续时间、层级结构、纪律规约等方面。'人数较多'为组织特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短时期内成员频繁变动的,不符合'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较之《2018指导意见》《2015座谈会纪要》对存续时间起点的限制规定更加合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模式多为刚性层级与授权型层级。违法犯罪活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较之有形暴力,软暴力与组织特征联系更为紧密。非法控制特征对组织特征具有制约与补充作用。行为人因特定纠纷聚集在一起且聚集频率较低,不属于'经常纠集'。恶势力犯罪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明确分工与安排。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纪律规约是其区别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大特征。

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几个争议问题

本文剖析了非法组织卖血罪的主要的组织卖血的形式,并认为与"血霸"、"血头"勾结的相关采供血及血制品生产单位的人不能都认定为是共犯;以组织者无需为能够卖血再进行下一环节活动时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犯本罪对他人造成伤害转化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本罪,但对伤害无论理解为"轻伤"还是"重伤"都存在罪刑不均衡的问题,但以理解为"重伤"为宜;这里的"他人"应该是指卖血者本人不包括用血者。

偷渡犯罪研究——以福州地区为例

中国偷渡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福建省福州市。鉴于福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偷渡案件的高发地区,以当代福州沿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为案例,对当代中国偷渡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福州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其中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对福州地区偷渡案件进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治理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且治理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前的主要举措,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中俄处罚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法规比较与思考

人体器官移植为20世纪生物工程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国,然而近年来非法器官移植现象日益增多,我国现行法规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惩处力度不够。器官移植应依法进行,为了给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科学立法提供借鉴,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俄罗斯器官移植犯罪直接入刑法,我国器官移植犯罪为间接入刑,规定不完善,配套法律缺失,附加民事责任不具体,没有对被害人的赔偿条款。建议我国刑法设置非法器官移植犯罪,并附加具体的民事责任。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有组织犯罪违法所得共同处置措施的规范化构造

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涵盖了共同追缴、责令共同退赔、共同返还与共同没收四种处置措施。在有组织犯罪中,司法实践常以继续追缴、继续退赔、没收等笼统方式代替共同处置措施的适用,呈现出重“涉案性”、轻“主体性”倾向,不利于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财产。原因在于,司法实践忽视有组织犯罪成立条件与共同处置措施适用条件之间的差异,致使共同退缴责任的判断标准杂乱无章,难以形成统一适用标准。在肯定共同处置措施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应以共同退缴责任为核心,明确共同退缴责任的前提、标的物、要件、法律后果,规范地适用共同处置措施。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解析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组织"包括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协助"组织"包括但不限于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持用骗领的出入境证件而出入境属于"偷越",但要予以适当限定。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以被组织人通过实际国(边)界线或者边防检查为既遂标准。视不同情形,本罪与其他妨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犯罪分别形成牵连、吸收或者想象竞合关系。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在华“三非”外国人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在华"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犯罪具有犯罪主体地域特征明显,人员流动性大、组织团伙化,侵财类案件突出,呈现犯罪职业化倾向等特点。侦查难点在于身份查证难、讯问取证难、对犯罪嫌疑人控制难、境外取证难度大。侦查对策包括:突破"三非"限制,刻画犯罪嫌疑人身份;正视语言障碍,讯问讲究策略;多方协助、控制犯罪嫌疑人;建立侦查翻译人才库,攻克侦查语言障碍。预防对策包括:加强人口管理,打好预防打击基础;及时进行宣传和预警,扩大同类案件知晓范围;提高自身防范意识,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对在华"三非"外国人的管理。

福建沿海跨国性人口走私犯罪探析

日趋严重的福建沿海人口走私犯罪引起了有关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目前人口走私的人员、组织结构、交易形式等都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因此 ,必须进一步完善出入境管理法规 ,加强国际合作 ,在对人口走私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 ,对当地居民加以合理的疏导。

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与价值重塑--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中心展开

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强制力基础之上的“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出于彻底剥夺不法财产的规范目的,违法所得包括直接所得、间接所得和其等值财产,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于内在构造和刑事政策上的特殊性,违法所得的投资收益同样应当予以剥夺;违法所得没收的对象包括犯罪分子本人、共犯和第三人,共犯没收应立足于“基于共同处分权之连带没收”的立场,第三人没收应根据获利关联性区分第三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为彻底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同时兼顾人权保障的需求,应坚持总额没收和比例没收原则。

非法出入境活动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非法出入境是一种跨国性质的犯罪,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出系统化、专业化的倾向。其形成的原因既有地缘及历史背景因素,又有经济利益的驱使;既受外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又受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冲击。因此,要有效治理出入境犯罪活动,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健全出入境管理制度,加大综合治理力度。

探究网络涉毒行为的实务问题及刑法的应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公安机关对毒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传统的毒品犯罪另辟蹊径,依靠互联网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但是,随着网络毒品违法犯罪的时代演变,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显得有点滞后。为了使我国刑法分则体系在信息化时代适用网络涉毒行为的要求,出台相关立法和新司法解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别需要对我国有关毒品犯罪的某些"关键词"作扩张解释,对某些刑法尚未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依靠网络平台足以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建议设立新类型犯罪,对在网络空间下涉毒犯罪行为存在的定罪模糊、量刑欠佳状况予以明确。以此实现刑法分则应对网络涉毒行为的转型,避免放纵犯罪。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解读及完善

近年来,随着人体器官强制摘取、非法买卖器官等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的出台标志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正式入刑,对人体器官买卖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面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应从此罪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中的司法难题两方面入手,正确理解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内涵;并应结合国际、国内关于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完善相应立法。

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的防范与打击

近年来,我国边境地区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呈现出犯罪活动涉及人员多、组织严密、关系网络复杂等特点。同时,犯罪人员利用我国边境线长、边境地形复杂的自然特点,我有关部门对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难以提前发现。加强边境管理、创新防范措施、强化信息搜集等,对防范和打击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