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研究

现行《刑法》第241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及其相关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的争论,一方主张通过立法提高刑罚以增强法律震慑力,另一方则强调完善法律解释体系和加强司法力度。通过分析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复杂性及并合主义刑法观可发现维持现行法定刑具有正当性,关键在于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在维持现行法定刑的基础上,更应逐步完善对于本罪的司法适用,包括准确理解刑法体系性规定、强化数罪并罚、降低证明难度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严格把握缓刑适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受害者权益。

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也不能适用于存量较大的旧案。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在严格依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全方位推动反对拐卖人口工作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严格司法大幅度减少旧案的存量,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坚决遏制新案的增量,引起全社会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和警惕,形成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全方位打击。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

论侦办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媒体的介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类型由单一犯罪演变为多种犯罪。媒体往往介入侦查活动。媒体报道的自由性与公安机关侦查的秘密性相互碰撞,利弊并存:既有监督侦查、提供线索、预防犯罪、协助寻人的优势,又有隐私暴露、侦查权泛化、侦查信息泄露、媒体人的安全隐患等弊端。公安机关应当借鉴域外打拐经验,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优化打拐资源配置模式,严格审查公布信息,建立跨区域协同打拐机制,从而实现侦查与媒体良好合作,以期有效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反思

究竟应否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当前学界有“维持现状论”“拐买同刑论”和“取消罪名论”三种观点,但三者均有待商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上限有必要提高到7年有期徒刑,具体理由包括三点:一是刑法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升;二是在配置法定刑时不能不考虑罪行的反道德性;三是与侵犯相类似的人格权犯罪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明显偏轻。在提升法定刑之外,为更好地治理该类犯罪,还应扩大对该罪共犯的认定范围并增加相关情节加重条款;对相关临近罪名的规定予以完善、调整;在司法上,应通过解释的方法解决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放宽被收买人在被收买期间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该类犯罪一律指定异地法院审判。

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探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它侵犯的客体是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 ,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要收买者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仍决意予以收买。在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 ,要分清其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要分清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兼犯有强奸、非法拘禁、伤害、侮辱、虐待等罪 ,应当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所犯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或者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并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

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鲜有论及 ,然而 ,无论是条文表述还是相关法律适用 ,都有进行探讨的必要性。笔者在本文中对刑法第 2 41条第二、三、四、六款的理解和适用结合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透视 ,对为了收买 ,教唆或者参与他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然后又实行了收买行为的定性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网络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及其侦查对策

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中国逐步向着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至今已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其犯罪团伙内部的组织结构极其复杂,各联系人的关系千头万绪,很难整体上把握其规律特点,打击“网络化”的拐卖犯罪需要侦查实战部门采取“网络化”的侦查方式。

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动态机制的构建

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及婚姻状况、利益驱动及边境管理、法律瓶颈等原因,使得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打拐机制不健全,案件黑数较高,打击犯罪能力不强,办案经费以及同越南合作等方面的影响,侦办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案件的困难很大。构建打击跨国拐卖越南妇女儿童犯罪的动态机制,必须加强社会综合管理和打击犯罪力度,强化国际警务合作。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行为人产生出卖目的的时间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转化犯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刑法对本罪除罪事由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同时,基于收买对象是妇女还是儿童的差异,对本罪除罪事由也应作不同理解。被害人承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免除收买人的刑事责任。在罪数形态上,收买者同时实施了教唆、帮助拐卖行为的,构成牵连犯,应从一重处断;在构成本罪转化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又实施了非法拘禁、虐待、强奸等行为的,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一罪论处。

西南地区拐卖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走向:维持论、买卖同罚论抑或有限提高论

我国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立法存在“重卖轻买”的现象。理论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存在维持论、买卖同罚论以及有限提高论三种观点。维持论忽略了收买行为的附带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规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而非后续重罪。买卖同罚论忽略了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在主观恶性、客观危害上的差异。拐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收买行为,不应对二者予以同罚。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出于惩罚犯罪的正义性、预防犯罪的合理性的需要,应当有限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本罪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侮辱罪、诽谤罪,对其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高于侮辱、诽谤罪。在法定刑提高幅度的判断上,出于追诉需要,结合国内外立法,可以考虑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

论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机制

历经数次专项行动,我国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形势有所缓和,但在一些地区,犯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遏制,犯罪的恶性程度仍在进一步升级。由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击人口贩运活动中,业已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层面的犯罪治理机制,构建起以惩罚、预防和保护为核心的犯罪治理体系。通过对长期“反拐”工作的反思与总结,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于一体的犯罪治理长效机制。但当前我国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机制仍然存在立法与量刑的不协调、惩罚与治理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为了完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多元治理机制,应从源头治理、科技打拐、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反拐”的“法治化、协同化、科技化、社会化”水平。

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已将“反对拐卖人口行动”纳入国家计划,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对策相应调整并在实践中持续推进、治理成效显著。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刑事对策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一是犯罪对象不应当限于“妇女儿童”,可考虑恢复“拐卖人口罪”,以全面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二是应当建立动态犯罪监测和快速响应机制,对“犯罪活动重点地区”的布控措施适时调整;三是建立协同高效、齐抓共管的预防机制,以公安机关职能部门为主体建立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反拐机制;四是完善解救和求助机制,增强对被拐卖者的解救能力、加大救济力度,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提升,保障正常社会秩序,保护被害者身心健康及家庭关系和谐完美。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法定刑设置存在很大争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件大规模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且大量案件适用缓刑,打击力度过低,反映出立法存在问题。对本罪所侵犯的法益进行重新定位后可知,本罪不仅侵害了儿童的人身不可买卖的权利,更侵害了儿童的人格权、父母的亲权。本罪法定刑的设置,难以准确评价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从对向犯理论、刑法对于买卖动植物案件刑罚的设置、结果正义的要求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其必要性。就以立法修改的方式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而言,“预备犯理论”“提高刑罚可能适得其反”“刑罚无用论”等理论障碍完全能够克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立法完善,可从提高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设置法定加重情节以应对特殊情况两方面进行。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

收买与拐卖“异罪同罚”立场之反思

在买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趋缓、被拐儿童低龄化、收买非伤害性显著的背景下,“异罪同罚”面临着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忽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治风险,无论基于责任刑抑或是预防刑均无法自圆其说。职是之故,应当坚守“买卖异罚”的刑罚立场,转向从刑法教义学层面纾解买卖妇女儿童罪刑的公众质疑。买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护法益的特殊性、犯罪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差异性是现行法对“买”“卖”行为分别采用双轨评价和单轨加重评级模式的现实基础。此外,应通过建立数据互联共享机制、完善打拐DNA数据库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路径进行综合整治。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配置研究——基于罪刑关系二元论视角

立法层面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过低的不法评价和过低的法定刑配置,是司法实务频密地纵容此类收买行为的根源。罪刑关系二元论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是理解刑罚理念的关键所在。故此,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维度上,正确理解了该罪背后的理念价值与相关法理,才能对其罪刑关系作出正确认识,从而能够合理合法地设置与该罪相适应的法定刑。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以提高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另一方面,站在报应主义的立场,应以相当的否定价值为尺度,厘清收买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即收买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程度要以其不法程度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