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复制发行”的体系化释论--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为切入展开

刑法作为著作权的“二次保护规范”,保护的依旧是前置法的调整性法律规范,应坚持《著作权法》对概念、术语、行为的定性,可对定性后的行为适当限缩,并由刑法进行定量规制。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应重构解释为“既复制又发行”。“以发行为目的的复制”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复制发行”这一复数行为的未遂形态,应以侵犯著作权罪未遂处罚,对“只发行不复制”的行为应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处罚。

侵犯著作权罪中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之理解与适用

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条中规定了“复制发行”的行为方式,尽管司法解释已经对其做出了规定,但是学界对于“复制发行”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比较来看,“单纯复制说”不符合罪数的认定原则,“复制且发行说”与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要求相抵牾,广义的“复制或发行说”难以解决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间的关系,即便可以对“发行”作一定的限制解释,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将单纯的发行行为剔除,可以合理地界定“复制发行”的外延,避免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虚置。事实证明,狭义的“复制或发行说”也能解决网络环境下部分著作权犯罪中“复制发行”的认定问题。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1条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标准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并将“其他严重情节”与“违法所得数额”并列作为本罪的入罪标准之一。因此,“其他严重情节”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何谓本罪的“其他严重情节”,目前尚无任何具体规定,亟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深入研究。在考量“其他严重情节”之“情节”的性质、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法益和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入罪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能够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非法经营数额、复制品数量和电子网络数据等某一方面的客观事实作为“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在不完全符合上述单一情节认定标准的情况下,可考虑采用复合情节认定标准。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分析

销售行为不包括出租行为和以复制品作为抵押的行为,但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促销搭赠行为、以复制品易物和抵偿债务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包括以临摹方式制作并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仅指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同于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出版物,因此两罪不存在竞合关系,销售盗版录音录像制品和盗版图书的,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论处。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认定困惑之分析

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特别是销售侵权音像制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各异。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刑法并非唯一救济手段,也不应该成为唯一救济手段。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主要侵害的客体是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在立法和司法中,都要围绕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规制。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既不存在法条竞合,也不存在想象竞合。

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刑法解释

知识产权法与刑法有关"发行"的规定归属于两个问题(发行权与发行)、演绎为两种视角(权利解释与行为解释),这决定了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进行独立评价具有正当性基础。侵犯著作权罪发行行为的实质内涵是将制作完成的侵权复制品发出。侵犯著作权的产品被非法复制后的首次销售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首次销售后,针对该批侵权复制品的批发、零售行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

网络游戏“外挂”行为的刑法思考

根据"外挂"的定义,该行为不属于二次开发,而属于复制发行。针对无权恶性营利式外挂,应以侵犯著作罪予以刑法规制,从而提高网民的版权保护意识。通过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角度完善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著作权犯罪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条文进行了修改,对其构成要件要素和法定刑配置进行了较大调整,但仍存在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虚置、法定刑设置不合理、对罚金刑和资格刑重视不够等问题,需要从明确罪名选择适用规则、调整法定刑、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运用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著作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