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的出罪路径研究

司法实践中袭警罪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为了区分袭警罪罪与非罪及其与妨害公务罪的界线,需要从袭警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以及主体要件,开展袭警罪出罪研究。未同时侵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和人身权益的行为、不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的攻击行为、发生在警察执行公务尚未开始或已经完成时的袭警行为均不构成袭警罪。袭警罪的暴力仅限于直接对人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的狭义暴力。暴力袭击单独行动的辅警和超出职权范围行使职务的辅警,不构成袭警罪;醉酒者袭警不宜定袭警罪,可定其他罪名。

袭警罪实务认定困境与破解思路

《刑法修正案(十一)》单独设立了袭警罪,旨在维护警察的执法权威,确保警察执法工作的顺利展开。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立足于这一法益实质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肯定暴力袭击仅限于对警察身体所行使的有形强制力,而人民警察不仅包括有正式编制的民警,在一些特定情形下也包括合同制的辅警。关于袭警罪的罪数关系,本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关系,同时构成本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应当优先适用本罪;如果一行为同时构成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则属于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

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实战化防控战术研究

近年来,利器暴力袭警成为一线民警群体伤亡的重要表征,而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危险警情是造成一线民警致死致伤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处警遇短刀突袭的特点与类型,针对处警遇短刀突袭的常见问题,探讨一线民警在处警遇短刀突袭时的防控战术。从遇袭防控战术理念、遇袭防控技能构成和常见遇袭警情的防控战术等三个方面构建实战化防控战术。

袭警罪裁判规则实证分析与体系性重释——基于609份判决书的分析

由于袭警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争议大,司法认定可能不统一,亟待检验。基于609份判决书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多数袭警行为即徒手袭击人民警察人身,且未造成实害或仅造成轻微伤以下的后果,也未被认定具有“突然性”。司法认定主要问题及其关联为:第一,存在“唯攻击论”倾向——只要打执行职务的警察、辅警即被认定为袭警罪,以抽象危险论;第二,问题密切相关,即若不考虑袭警罪的法益,自然不会考虑行为是否侵犯到该法益,也不会考虑袭击人或物、袭击辅警能否侵犯到该法益。针对“唯攻击论”的生成机制与问题传导机制,应体系性地重释认定规则。在机理层面,基于袭警罪由妨害公务罪之从重条款演进而来的立法事实,袭警罪的特殊性应成为理解的前提与规定性。在传导、解释层面,暴力袭击和警察职务作为袭警罪的特殊点,决定了该罪的法益是通过侵害人身而侵害的警察职务,这二者指引着其他构成要件的理解,即暴力袭击应是主动针对人身、达到阻碍警察职务程度的有形力,辅警在民警在场指挥下合法执行辅警权限内职务时受袭警罪条款保护。

论暴力袭击辅警案的裁判标准及重构

考察《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后裁判文书可知,暴力袭击辅警的刑事案件在当前司法适用中有诸多疑难问题且裁判标准并不统一。此类问题表现为难以区分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无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行为对象,混淆对象与法益的侵害结果。解释论的方案选择上,“职务论”并不便于司法实践形成统一认定且与当前多数裁判结果相矛盾。现行立法下应以“身份论”为标准构建统一裁判规则,对肢体接触行为作消极评价;明确单一对象的认识错误处理以及共同对象的概括故意认定。

袭警罪限缩适用研究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以来,涉及袭警罪的案件数量激增,司法实践中对于袭警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且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为了加强人民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实现和谐的警民关系,同时防止袭警罪成为“口袋罪”,应当对袭警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缩。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仅包括警察的执法权,而不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袭警罪中的“暴力”应达到警察轻微伤及以上的程度;行为人实施的直接针对物而间接伤害警察人身的暴力行为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中“正在”的理解应结合警察公务的关联行为进行实质认定。

作为独立罪名的袭警罪之实践效果及规范适用——基于170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涉袭警行为的1701份裁判文书,发现暴力袭警独立成罪后案件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手段加重犯惩治力度提升,部分达到从严打击袭警行为的效果。但是,袭警罪犯罪构成缺乏统一认定标准、基本犯量刑轻缓,与立法目的之间存在龃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即法律法规适用不清、“暴力”和“人民警察”概念内涵不明、司法裁量差异较大。为达到袭警罪立法的教化和预防效果,袭警罪的规范适用应当秉持“双重法益”和“核心法益”标准,使国家权威法益置于最优顺位;明确区分“执法权”主体,合理限制“袭击辅警”的入罪空间;进一步细化袭警罪的“暴力”层次,避免刑法用语的依附性,为袭警行为出罪预留空间,并通过普法和优化警情处理机制等社会措施强化人民警察的事前防护能力。

袭警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彰显了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在我国执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袭警罪正式进入司法实践后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的遏制作用有限,执法领域的传统症结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袭警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执法层面、社会层面对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重新审视,探究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基础对袭警罪的高发态势进行针对性回应,既要强化事前的有效防控,也要重视事后精准刑罚,是遏制袭警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之举。

警务辅助人员能否成为袭警罪行为对象的法解释学辨析

受人民警察身份特殊性的影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警务辅助人员能否成为袭警罪的行为对象存在较大争议。以职务为中心的解释立场固然能够实现对所有警务人员的周全保护,但无论是与人民警察的规范语义,还是与职务的行为概念,职务说都难以实现契合,并有引发刑法内部龃龉和部门法间相抵牾的隐患。唯有审视警察管理制度和警察公务属性,回归人民警察的身份标签,方能避免法规范之间的语境鸿沟,实现彼此价值贯通,切实实现对警务人员法益保护的袭警罪立法初衷。

袭警罪犯罪对象认定的误区与辨明

警务辅助人员是否属于袭警罪保护的对象,在袭警罪的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当下部分法院针对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认定陷入了误区,即盲目追求没有明文规定的立法目的,而忽略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不当扩大了袭警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究其根源,与国内外辅警制度的差异性、辅警公务行为的特殊性、刑罚裁判结果的相似性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在法律主体上,要对辅警身份进行规范理解,辨析辅警与人民警察身份的法律差别;在法益上,要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体系性指向,判断该罪保护的核心法益;在法条关系上,要明确拟制技术的适用局限,进而限定扩大解释的边界;在构成要件上,要分析该罪所涉现实案例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而判断主观恶性程度的差别。基于上述辨析的综合审视,应当将警务辅助人员排除出袭警罪的犯罪对象。

袭警罪客观要素的实证研究——基于1466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袭警罪的研究已基本成型,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实证研究阙如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实务中尚存对“暴力袭击”要素的认定标准较低、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要素的规避忽视以及“人民警察”要素的范围模糊不清等问题,导致袭警罪走向犯罪扩大化之趋势。正确适用袭警罪,必须在保护法益上立足双法益说;在“暴力袭击”的认定上,采用二元立场认定暴力范畴、树立包容性执法理念、坚持暴力袭击的去“意外性”;在“正在”要素的认定上,构建二步骤法的实践模型;在犯罪对象上,对辅警的纳入作理性限制。

袭警罪入罪标准的教义学解读

袭警罪入罪需把握行为、对象、主观三要素。行为要素中,“暴力袭击”是关键,“暴力”的范围限于对警察人身(涵摄与人具有一体性的物)实施的直接暴力。是否具有突然性或出其不意性是判断“袭击”的核心。除了坚持“一般人的标准”外,还应看行为人的行为是积极主动进攻还是消极被动反抗。“暴力”程度的认定应坚持轻微伤标准,或虽未达到轻微伤,但综合暴力袭击的次数、打击的人数、打击的部位等情节判断也可认定。对象要素中,“人民警察”的范围应依职权认定,包括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协警、事业编和公务员编警察。主观要素中,需坚持双重直接故意标准,即具有妨害公务执行与伤害警察人身的直接故意,直接故意通过积极主动攻击予以体现。

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立足袭警行为暴力分层,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尊严和正当,应对袭警罪适用总体持限缩态度。治安纠纷中,轻微袭警行为属于公民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刑法应当谨慎限制公民权利,慎重介入警民冲突;袭警罪处罚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实施袭警行为往往缺乏违法性认识,对轻微袭警行为,可以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罚方式予以处置。遵循刑法宽容理念实现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对袭警罪的法益应界定为“警察公务保护”的单一法益,对袭警行为的“暴力性”应予限缩解释,袭警罪的对象一般不包括辅警,袭警罪主观方面应当具有妨害警察执法的主观目的,袭警罪的处罚方式应当注意行刑衔接。办理袭警罪案件,应当以限缩为原则,加强具体情境把握,以实现良好效果。

袭击警犬行为的法律定性研究

警犬作为武力工具在警察执法过程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为抗拒抓捕可能会袭击警犬,进而导致警犬受伤甚至死亡。警犬不同于普通的武力工具,而是有生命的动物,也是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力量,理应得到法律上的特殊保护。然而,我国法律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袭击警犬的行为进行犯罪定性,这造成对警犬保护的不力。从刑法层面对警犬进行保护是警犬作为动物应享有的权利,也是对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借鉴国外法律对警犬的保护模式,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框架,警犬宜被认定为特殊的警械,袭击警犬行为是暴力袭警行为,应以袭警罪定罪处罚。

袭警罪入罪标准研究

袭警罪的增设有力维护了人民警察执法权威,但构成要件的模糊性导致各地司法实践中入罪标准不一,相关司法解释对本罪部分问题进行的解答尚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困境。需明确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以人民警察的执法权为主,以警察人身安全为附带的复合法益。对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当结合立法目的、法律体系、执法实践等进一步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既要充分发挥本罪的刑法功能,也要避免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对涉案行为的评价应围绕构成要件及社会危害性综合考量,准确区分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罪名,实现行刑衔接及罪名的协调适用。

关于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的讨论——基于上海市174个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作为袭警罪的核心构成要件要素,对“暴力袭击”的解释涉及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大量考察涉袭警罪的司法案例,发现司法实践对“暴力袭击”的认定存在行为定性规则不明确与行为程度认定规则不统一两个问题。对此,一方面,袭警罪的暴力内容应仅限于积极的身体动作,即只有对人民警察直接实施物理性暴力才能构成本罪的暴力,并且暴力以具有突袭性为必要。另一方面,必须通过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甄别暴力袭警行为的可罚性,即该罪的主要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次要保护法益为人民警察公务的依法执行,因此达到刑罚必要性的暴力袭警行为必须侵害警察人身安全,且造成轻微伤以上结果,但不包括重伤及以上的情形。

论袭警罪“暴力袭击”行为的合比例性认定

“暴力袭击”行为是袭警罪适用的核心要件。形式性、抽象地将“暴力袭击”理解为行为因果性地造成了警察受伤的形式说会不当扩大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应该对“暴力袭击”进行实质解释,将其界定为有意针对警察人身的、暴力程度实质性影响警察执法权行使而为社会不容许的恶性行为。但学界对“暴力袭击”实质判断所提出的突袭性标准依然存在与法益判断脱钩、不易于罪名区分等问题,有必要用合比例性标准取代突袭性标准。根据合比例性标准,对“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应综合衡量行为人的暴力和警力的合比例关系。当暴力不合比例地超出了警力的使用范围,造成了警力的消耗,该暴力行为就属于刑法应该处罚的暴力袭击警察行为。

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解构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法条之间是特别法条和一般法条的关系,其所保护的法益是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不受侵犯。本罪的“暴力”包括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作用于人身的“暴力”要求阻碍人民警察对职务的执行但不要求造成实际损伤,作用于职务辅助物的“暴力”适用“感知-妨害”标准,作用于执法相对物的“暴力”适用“控制-妨害”标准。本罪加重情节中“暴力”的手段应通过同类解释认定且要求严重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但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消极抵御的“暴力”、显著轻微的“暴力”和“软暴力”应被本罪所排除。

法益视角下袭警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

袭警罪的法益为复合法益,包括警察的执法权与警察的人身安全。袭警罪的暴力形式既包括对警察人身实施的直接暴力,也包括对物实施有形力进而对警察人身造成危险的间接暴力,但不包括“软暴力”。暴力无需造成实害结果,且造成的实害结果应止于重伤。当辅警与民警成立执法共同体时,辅警属于袭警罪的保护对象。与警察执法权行使具有密切联系的活动都属于“正在”执行公务。警察职务行为合法性判断应采取行为时标准。

论交通冲卡行为的刑法适用

对于以交警为行为对象的交通冲卡行为,判例基本上适用了妨害公务罪或袭警罪。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为人民警察的公务执行,其构成要件中的“暴力袭击”仅指直接暴力,通过对警察造成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险以严重阻碍公务执行。以此为基础,可将冲卡行为区分为单纯冲卡、主动介入型冲卡与被动介入型冲卡。单纯冲卡既不符合“袭击”文义,也未严重阻碍交警的公务执行,不构成犯罪。主动介入型冲卡符合“袭击”文义,在对交警造成人身危险时严重阻碍了公务执行,构成袭警罪。被动介入型冲卡符合“以暴力方法阻碍”文义,也在造成人身危险的同时阻碍了公务执行,构成妨害公务罪。当被动介入型冲卡可能成立妨害公务罪时,在责任故意的判断上,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冲卡行为对交警的公务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否则可构成责任阻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