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主动治理的实践展开与内在机制——基于北京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实践的分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了政府部门主动治理的实践形成。北京市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实践表明,市域对全局事务的制度性支撑、县域对重点事务的统筹性治理、乡镇对常规事务的预防性治理和村组(社区)对属地事务的协商性治理共同构筑起主动治理的制度体系。主动治理的形成依托双重传导机制、双重考核机制、双重动员机制和双重整合机制。在提高治理水平、优化干群关系、改善政府形象的同时,主动治理也面临着回应不足与属地压力过大、隐私保护下失衡的权利与义务等困境。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密码与实践样态——超越“国家—社会”范式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以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高质量领导国家建设,高水平融入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源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国家—社会”范式却无法为中国的治理叙事提供科学解释,在微观视角、理论逻辑以及结构方法等方面呈现失语状态。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经由街居党建、社区党建和区域化大党建,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战略功能得以不断拓展。同时,党建机制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实现了对“行政化治理”“多中心治理”以及“技术化治理”的超越,进而在化解三大困境与不足过程中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基层密码。而在实践上,凭借引领政权能力建设、融入社会治理体系、贯通应急治理过程,党建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实践品质和重要法宝,党建引领已然成为超越西方治理范式、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既成事实。

行政举报的法律关系解析

行政举报作为行政执法领域的公私合作行为,各方主体发生法律上的特定联系既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也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解构行政举报功能价值的过程中,行政行为这个理论工具存在短板,而法律关系可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与方法指引。行政举报法律关系到的主体比较广泛,其实施行为应具备合理相信与善意两个标准;客体可分为“对人性”与“对事性”两类,二者指向被举报事项的违法性。通过明确行政举报的权利属性并展开法律解释,发现它属于一种“作为特定法律技术”的权利。举报人与行政机关的合作型行政法律关系、被举报人与行政机关的处理类行政法律关系、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共同构成了完满的行政举报法律关系,三方的权利义务结构丰富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学理,并预示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分案处理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针对不能或不宜合并处理的案件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有组织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涉众性、犯罪行为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出于诉讼经济、保障迅速审判、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殊保护的需要,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常见。但当前我国分案处理的具体程序和规则并不完善,导致实践中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随意、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通过明确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的适用条件、统一分案的具体标准、赋予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以及明确前案裁判效力,以规范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

住宅工程质量常见投诉问题分析和探究

伴随着建筑行业高速发展的步伐,商品房热度居高不下,六安市商品房交易价格持续上浮,“购房”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但如此高销量、好市场的房地产形势所衍生出的房屋质量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业主。从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投诉的类型、疑点难点、处理困境等方面入手,通过细致分析、研究探索、归纳总结,得出针对质量投诉的方法建议,以更好地提高工程质量,减少质量投诉数量,增加社会认可度。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多院区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初探实践

通过对北京某医院接诉即办工作模式及机制的剖析,进一步阐述多院区接诉即办协同办理机制的难点在于推进多院区同质化管理的同时,要加强院区间的协同配合。一方面,要推进接诉即办办理流程一体化、团队建设一体化、信息建设一体化等;另一方面,加强院区间的协同配合,不是简单的“1+1=2”,而是要倾注更多的管理资源和管理艺术。因此,多院区接诉即办管理模式还有更多需要探索的方面,医疗机构可勇于创新、不断摸索,使接诉即办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从接诉即办视角探索大型综合医院主动治理路径

2021年9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标志着北京市大型医疗机构的接诉即办工作迈向了新阶段。目前各大医院以接诉即办工作为契机,建立主动治理工作模式,由表及里推动解决群众诉求工作。本研究以北京某大型综合医院接诉即办实际工作经验视角出发,探索大型综合医院实行主动治理路径新路径,力求早日实现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高效、快捷、优质的医疗机构工作目标。

以“接诉即办”为抓手,有效解决患者诉求

目的利用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2019—2021年办理的投诉工单,分析患者诉求途径及诉求点改变等情况,探讨利用“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有效解决患者诉求。方法对2019—2021年办理的1328件投诉工单按照投诉时间、投诉内容进行整理、汇总、分析。结果投诉率逐年递增,投诉途径由院内投诉向“12345”热线转变。2019—2021年投诉比例较高的分别是医疗流程(51.58%)、医疗质量(17.24%)和服务态度(12.35%)。结论“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已成为患者表达就医诉求的主要途径,而“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成为医院处理医疗投诉的新契机、新模式。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救济模式之完善

现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行政诉讼模式,以及《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模式都无法彻底解决投诉处理救济程序存在的问题。在合同订立期间,作为投诉处理对象的政府采购行为符合民事行为的特性。作为行政裁决的一种类型,投诉处理本质上属于准司法行为,行政机关仅作为中立一方裁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若供应商对投诉处理不服,应当以采购人为被告诉至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的审理路径。同时应当简化投诉处理的救济程序:取消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质疑前置程序,废除现行投诉处理的复议程序,赋予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向投诉处理机关申请启动暂停程序的权利。

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机制与投诉处理制度研究

现阶段,我国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还处在一个多发期,而住宅工程质量投诉无门、投诉无效的难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建设系统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以解决住宅工程质量投诉问题为切入点,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制度,建立全国住宅工程质量投诉网,形成全国统一的住宅工程质量投诉网络,方便住房消费者进行工程质量投诉。同时明确投诉处理责任分工,规范投诉处理流程和处理时限,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做到质量投诉件件处理、事事落实,切实做好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中国船员投诉处理机制建设与探索

为切实维护船员的合法权益,做好履行《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准备工作,对构建中国船员投诉处理机制进行探索。在分析船员投诉处理机制相关内涵和我国该方面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现有机制的不足。从海事分支机构、直属海事机构、交通运输部海事局3个层面对我国船员投诉处理机制进行功能设计,构建涵盖投诉受理平台、分工协作平台、信息反馈平台和汇总预警平台的船员投诉处理机制,并提出促进其有效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亲告罪立法比较研究

亲告罪同非亲告罪相对应 ,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依据追诉条件对犯罪所作的分类。亲告罪立法有其重要价值 ,然而我国现有亲告罪立法因局限于绝对自诉追诉体制 ,立法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应在合理的程度内扩大亲告罪的立法范围 ,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有的立法模式 ,借鉴其他国家立法成果 ,增设可公诉的亲告罪 。

读者投诉处理时效性简析——从重庆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读者投诉事件谈起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公共图书馆面临读者投诉增加的困扰。读者投诉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图书馆服务意识差、服务质量不高、管理不善等。因此,在处理读者投诉时,必须注重时效性,应做到:迅速受理,绝不拖延;及时探讨解决方案;迅速采取补救行动。

基于用户投诉管理的图书馆防御性管理策略

用户投诉是每一个图书馆都会遇到的问题,它是读者对图书馆某种管理模式或服务方式表达不满意的信息反馈。用户投诉的原因包括图书馆服务质量、图书馆管理制度、用户本身的原因。处理用户投诉的具体方法包括认真倾听、回访、服务补救以及服务跟踪等。基于投诉管理的防御性策略包括:拓展用户投诉渠道、建立投诉信息管理系统、重视馆员培训和激励、建立投诉预防体系、加强用户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