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类型——以西方国家刑事审判为例

缺席审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美国、日本、法国等各主要西方国家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上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特征,通过相关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出刑事缺席审判的诉讼理念与运作原理。

刑事庭审虚化的若干成因分析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庭审为中心,这不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更是遵循司法运行之规律,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然而,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庭审却常常被置于一种被"虚化"的境遇,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导致刑事庭审虚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的司法体制原因,又有微观的制度运行等原因。总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诉讼结构上的侦查中心主义;庭审内容上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司法运作上的行政化模式;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庭下、庭外活动的常态化。

国际刑事司法中的缺席审判——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米思·穆斯案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出庭权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被告人庭审缺席现象日益严重,许多案件处于待审积压的状态,在惩罚犯罪、诉讼经济和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不加限制地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可能会产生侵害人权、损害司法公正等弊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国际司法中存在争议。为最大程度保障司法公平正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应当被严格限制。

职务犯罪二审证人出庭率研究——以W中院2011-2015年案件为样本

W中院近五年职务犯罪二审案件出现了证人出庭申请率、同意率、实际出庭率相对较高,但出庭证言采信率及其对案件裁判影响率极低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证人证言是认定职务犯罪的重要证据,而二审惯用的庭前书面证言印证及案外因素顾虑,使证人出庭仅仅成为救济权利的一种程序保障而实际上不影响二审实体裁判。这不仅会引发上诉人及舆论对二审的质疑,也会影响审判资源的合理使用,并有违庭审实质化改革初衷。因而,在二审实践中建立针对性操作机制及落实配套保障机制,应当是一种探寻破解的方向。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惩治外逃贪官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打击外逃贪官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对比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和我国的立法现状,本文在对我国设立刑事审判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之后,对外逃贪官从审判程序的设置、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方面提出了建议。

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以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设立了鉴定人出庭制度,目的在于推进庭审的实质化运行。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具有跨地区、危害重大、专业性强、易受地方保护等特点,办理难度较大,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解释论证正是保障证据材料和案件真实有效的关键环节。但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和现实情况下,鉴定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应从立法和司法实务方面逐步探索完善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鉴定人出庭制度,进而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刑事证明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诉讼证明应当以“人证”为中心展开证据调查,同时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动摇,保障“疑罪从无”原则真正能够贯彻落实。为实现庭审证明中的控辩平衡,应当保障律师的各项诉讼权利,尤其是申请权、申诉权和获得救济权。为实现辩护方在庭审中的有效证明,应当允许辩护人在发问、质证时进行举证,在质证中可以展开“小辩论”,人证作证完毕,法庭不应让其立即退庭,在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时其应当在场。为保障庭审能够集中持续进行,使诉讼证明活动围绕事实和证据的争点问题展开,应当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并充分发挥该项制度的功能。对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及时认证,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真正做到“裁判结论形成在法庭”。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证明,还应当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移送起诉方式,防止法官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将目前“全覆盖”试点中的“程序说”标准修改为“检察官莅庭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赋予被告人庭审中以沉默权,同时调整庭审调查顺序,将对被告人的调查放在其他证据举示完毕后进行。

刑事缺席审判的构建基础与实践展开

刑事缺席审判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一项制度,而学界却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构建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实效性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事实上,在加强腐败治理体系建设、深化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刑事治理价值再平衡的背景下,缺席审判的制度构建极具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被告人的出庭权放弃与出庭义务免除分别构成了两类缺席审判的正当性基础。就实践而言,针对被告人因病不能出庭的刑事缺席审判得到了普遍适用,且制度实效性显著。当然,作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项新生制度,缺席审判在理论与实践上仍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刑事缺席审判:立法动因、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动因包括: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维护司法权威;尊重被告人诉讼权利,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正当利益,彰显司法公正。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控诉原则、起诉法定原则和被告人出庭权的可放弃性及其可限制性。检视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注意其中的权利救济、代理权限和证据标准问题。对此,应在明确立法动因、理论基础等制度构建前提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以完善。

试论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改革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法官庭前活动和法庭审判两个阶段。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使得我国法官庭前活动打破了近现代刑事审判程序结构。文章旨在通过对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现状的阐述,剖析其弊端及成因,并提出改革我国法官庭前活动的几点对策。

从关键证人回归必要证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反思

当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这种逻辑认为:证人并非原则上必须出庭作证,只有关键的少数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关键证人的判断标准是证人出庭的不可或缺性或者不可替代性,是否属于关键证人的判断方式是法官预先审查庭前证言的证明力。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容易导致被告人对质权保障不力、虚假事实无法辨别、庭审虚化及侦查权控制失灵等问题。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的产生与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消极态度、侦查中心主义、印证证明方式等有着密切关联。在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应积极通过法律解释路径,摒弃关键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回归必要证人出庭作证逻辑,合理界定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1款的构造和内涵。

刑事审判程序的重大变革及其展开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审判程序作了一些重大变革。其中,卷宗移送制度的恢复、庭前会议制度的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加强、量刑问题的庭审化、简易程序的扩展、二审审级功能的强化以及死刑复核程序的规范化,是本次修改的重点,应予高度关注。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类型化分析及其完善

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得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得以初步确立。然而,由于立法的仓促推进,缺席审判制度立法疏漏问题比较明显。一是在缺席审判种类的设置上,仅针对完整形态的缺席审判制度作出规定,而对于诸如被告人因扰乱法庭秩序被驱逐出庭、因被告人在场人证不能充分作证而暂时将被告人带离法庭等不完全的缺席审判种类没有涉及;二是对被告人缺席情况下的法庭调查如何进行,立法上付之阙如,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调查程序是以被告人出庭而设置的,被告人不出庭情况下公诉人如何举证、质证以及法官如何认证等,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由此给审判实践带来极大困惑。为此,需要借鉴域外的普遍做法,对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予以完善。

庭审实质化改革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抗式诉讼下控辩双方主导的证据调查,需要证人出庭以有效展开法庭调查。在强调证人出庭以贯彻传闻证据规则或者直接言词原则要求的诉讼构造中,人之证据方法不仅针对言词证据也包括实物证据,这体现了人证调查的重要作用。虽然证人出庭对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目标意义重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刑事诉讼活动中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仅在控辩双方对证人提供的证言存在疑问或争议,需要通过对相关证人发问以消除疑点时,此时证人出庭才是必要的。庭审实质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部分必要证人的出庭,但是必要证人的出庭率仍然偏低。证人出庭作证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落实传闻证据规则或直接言词原则,以确保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的对质权。司法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宪法层面确定被告人享有的对质权,明确规定排除不符合必要证人出庭例外的传闻证据规则,以及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补偿与保护等配套制度。

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出庭机制研究——以速裁程序为视角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经过试点的“速裁程序”编入其中,但是新法典对于公诉人是否出席适用速裁程序的庭审,没有进行具体规定。对于更侧重效率价值的速裁程序,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支持起诉、进行监督是速裁程序公正、科学、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公诉人出庭机制的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简化审程序发展,特别是速裁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