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空间刑法规制的教义学立场

元宇宙是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以及扩展现实等一系列技术发展集合的结果,本质上是互联网的升级版,其具有拟真性和虚实相融的特点,但是仍然依附于现实世界。元宇宙空间中隐藏着诸如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破坏经济秩序等刑事风险。刑法在规制上述风险时,尚没有增设新罪的必要,通过刑法解释可以实现规制的效果。刑法通过解释介入元宇宙空间领域,需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坚持刑法最后介入和技术规制技术优先规则,防止前沿技术的发展受到刑法的不当干预。同时,元宇宙空间中不法的认定应以法益现实被侵害为基础,依循各个罪名的规范保护目的,对相应的行为进行客观解释。

大型国有石化企业刑事领域合规风险管理探讨

基于石油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法律风险较大的突出特点,如何有效开展企业内部的刑事合规管理工作,达到防控刑事法律风险的实际效果,是一个重要的实务课题。与此同时,现有的企业刑事合规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针对国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合规方面的成果比较欠缺。文章综合采用法律分析和企业管理的方法,分析了国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外部合规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刑事合规实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如何加强实务工作进行了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规制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交互行为有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并将类人化行为中部分数据交互和生成行为进一步拟制为刑法所规制的危害行为。但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创设的刑事风险种类多样,包括法益侵害、数据泄露、数据滥用和算法技术滥用等风险。面对这些新型风险,刑事规制手段应当立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机制,以刑事合规和相关法规范为主要措施进行规制。文章认为,应主要从数据风险预防和数据安全风险处理两个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并加强相关法规的效力。

大学生就业创业刑事法律风险研究

逐年增加的高校应届毕业生让大学生就业与创业问题愈发凸显,政府、高校均在不断出台系列政策文件贯彻落实大学生就业优先战略。然而,大学生就业创业中涉嫌的刑事犯罪无不在提醒相关政策的推进与鼓励,不能以忽略法律风险、无视法治红线为代价。归纳研究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常见的刑事风险,分析其背后的成因,提出法治教育与服务体系的完善策略,从而帮助大学生尽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将就业创业中的刑事法律风险从事后救济转变为事前预防和规避。

无规则极限运动的刑事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无规则极限运动虽然是小众运动项目,但观众众多、收益颇丰、话题火热,伴随着极高的生命安全风险,还会引发安全和自由的底层价值争论。根据目前扩张的刑法教义学理论,自陷风险、自我答责、可容许的风险和社会相当性均不能一般性地正当化无规则极限运动,因此,必须根据主体的不同进行审定。参与者本人以及竞争者、赞助商、直播平台和观众都可能因为不当行为而面临刑事指控的风险。然而,由于个别审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经验表达,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实质上,这是因为极限运动本身涉及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针对其刑事风险规制,当前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可以完成风险实现后的问题解决,但并不能完成风险预防的任务,需要结合前置法的法律完善和凝聚行业力量,建立安全共识,两者也能促进司法上刑事认定的精细化,保证刑事法律的安定性。

为风险刑法理论辩护

风险刑法理论虽然已为立法部门所认可,但在学界却受到广泛批评。究其原因,既在于批评者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渊源——风险社会理论存在诸多误解,也与风险刑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未臻成熟有关。风险社会理论的关键词是“风险”,这一概念与刑法中的“危险”具有同质性,故而决定了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理论嫁接的可行性。风险刑法的基本范式是:刑法的干预点不是行为对法益的现实侵害(结果),而是对法益的可能侵害(危险)。这将导致刑法的规制功能和调控范围的双重扩张。为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有必要预防风险刑法自身的“风险”,对行为的风险量度进行精准评价,从而决定应否犯罪化以及配置相当的刑量。风险刑法仅是对传统刑法的补充,而不是将其完全替代,二者共存一体将是现代刑法的共通现象。

刑法应如何应对环境保护的“焦虑”——以风险刑法理念为视角

针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何形成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虽有不同路径之探索并形成诸多对策性建议,然则尚未触及制度困境的实质,因而丝毫未能减弱环境保护的"焦虑"。在环境恶化现状的背后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由此催生了风险刑法的诞生,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刑法理念,尤其在法益论领域促成其功能化转向,在责任领域瓦解了责任主义的逻辑范式,使归因与归责逐步分离。这些理念的诞生为完善污染环境罪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理论视角,并且有利于进一步遏制环境恶化的现状,使刑法真正回归"保障法"的制度本性。

酒后驾车行为犯罪化论

我国对于酒后驾车不仅认定标准过于宽松,而且处罚标准也过于宽纵。在酒后驾车的严重现实危害面前,确有必要将本属于行政处罚范围的酒后驾车行为有选择性地予以犯罪化,其刑事政策上的根据在于治理酒后驾车的国际趋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本土背景,其刑法法理上的根据在于风险社会理论和法律父爱主义。建议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将酒后驾车中的醉酒驾车行为以及5年之内因为饮酒驾车被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饮酒驾车的行为规定为酒后驾车罪,并设置两年以下的自由刑和相关资格刑。

风险社会中刑法保护机制的转型

风险社会下对安全的迫切需求促使刑法保护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型,由传统的事后反应为主转向风险刑法所强调的刑法保护的前置。这一转型对刑法理论的发展至少产生了如下构造性影响:第一,法益理念朝向精神化、功能化和非人本化的方向发展;第二,对刑法的机能化理解开始盛行,刑法的保护机能得到强化;第三,归责原则的重构。风险刑法的归责呈现出归责的规范化和非个人化趋势,归责与归因开始脱钩,法人责任和代理责任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论刑事程序违法法律风险的平衡

刑事程序违法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屡见不鲜,根源在于处于追诉方的国家专门机关所承担的程序违法法律风险有限,同时处于被追诉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要改善这种情况不仅需要学习域外先进的诉讼平衡观念,同时也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制约公、检、法三机关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与发展路向

生物安全作为生物安全风险日趋严重背景下的极端重要法益,应受到刑法的有力、有效保障。生物安全法益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与个体安全三层结构。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刑法介入生物安全风险,不仅需要正确处理科研自由、经济发展与生物安全保护的矛盾,而且需要正确对待生物技术的双重适用困境。从刑法是保护生物安全法益的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出发,现代生物刑法应当确立刑法保护“早期化、严密化、专门化”的规范取向,采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刑体系,并且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的评判标准及其不同等级划分,选择不同的犯罪模式与罪刑结构,以有效预防与控制生物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嵌入刑法体系的障碍与定位——兼论刑法教义学体系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引发了刑法学界的热议,不过这并未给刑法理论带来挑战。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上应以科学技术为应然理解,在规范层面上无法通过刑法体系化的检验。刑法学界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思考大都是以风险社会为大背景展开的,因此,刑法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最根本、最透彻的方法即是对作为源头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检讨。刑法对于风险社会大可不必动辄架构新的风险刑法体系,风险社会相关理论无法通过刑法教义学的检验,其本身就是一道伪命题并不值得被刑法关注。最后,刑法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在当下刑法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刑法首先从规范的角度对理论界关于强弱人工智能分类做出否定,而后在厘清人工智能风险来源的前提下,以内外二元风险之“产品性”和“工具性”为基础来明确自己的定位。

企业家“欺诈性被害风险”经验研究——“被害中和技术理论”探索

个案研究显示,对于商业知识及社会经验较普通人更丰富、法律服务资源较普通人更优越、被害风险识别及控制能力较普通人更强的企业家群体而言,诸如强化被害风险提示、学习相关知识、寻求法律服务等"常规措施"对欺诈性被害预防未必奏效。相反,切断这些企业家展开被害中和的技术路径才是防止他们被害的关键。由此,原本用以解释青少年犯罪的中和技术理论,可拓展运用至企业家欺诈性被害问题。作为对传统中和技术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被害中和技术理论的构建与发掘成为必要。

非传统安全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表现及防控研究

非传统安全具有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在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面临着可怕的刑事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这些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使企业损失惨重,直至破产倒闭。但是,依据一定的防控原则,依法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风险便可逐一化解,最终使企业安然无恙,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风险社会积极刑法观的贯彻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中新生危险源与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为积极刑法观提供了社会条件。积极刑法观在理念、立法与司法层面分别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犯罪化与重用扩大解释。对积极刑法观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表达了对积极刑法观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违背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担忧,但均难以成立。为与激进刑法观相区分,应理性界定积极刑法观的积极限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应秉持理性与谨慎态度,只有当新的危害行为无法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所评价时,才应考虑刑事立法这一路径,且在立法工作中,应避免对公众舆论的过度回应;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发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引功能,合理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肯定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之分离。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企业合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对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呈现出研究视角片面化、碎片化的固有局限,亟需以更具整体性特征的预防性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制度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追问,剖析面临的多维困境。基于预防性司法理念所蕴含的社会本位和事前积极预防特征,刑事立法与司法当以制度本体的合规化再造为要旨,在适用范围上祛除涉企案件类型限制,在考验期限上延长合规建设时间跨度,在监控主体上构建合规协同监控体系。同时,以内生议题的统筹性安排为依托,助推刑事司法理念的范式更迭,发挥刑事激励机制的实然功用,明定不同程序之间的顺畅衔接,从而构建出中国式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轮廓。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国企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特点与效应——以2012—2014年若干典型个案为例

梳理2012—2014年若干典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可见,国企贪腐案件体系性特征突出,危害后果放大效应明显;国企及其负责人对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对国企企业家自身的刑事风险具有促成效应;国企企业家因其特殊身份易于成为某一行业或地区权贵结盟的关键节点,其刑事法律风险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隐蔽、复杂贪腐手法的介入增强了某些国企企业家实施犯罪的信心,这导致他们在自身刑事法律风险判断上的鸵鸟效应;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及优势地位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为国企企业家实施各种贪腐犯罪提供了"条件"与"理由"。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外资企业在带来资金、技术知识及促进就业和税收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上的问题,并出现一些经营上的法律风险,包括刑事法律风险。为防控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应改变经济领域对外资的宽松政策,确定正确的引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完善相关立法,加强行政监管,调整刑事政策,加强对外资企业犯罪的打击和惩处力度,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交流,以切实有效地防范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