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解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哲学基础、一般性质和中国特点三个方面的内容。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创造是以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经验原型的,但马克思在以他的历史哲学来审视19世纪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预示了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质及其构成是由数字劳动方式决定的,数字劳动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技术构成上,实现了现代科学与复杂的技术系统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机结合;二是在资本的构成上,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进入资本构成,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三是在思想构成上,把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结合起来,建构了以通信、信息控制研究为核心的思维范式。上述三个特点凸显了科学技术、人的思想创造和文化精神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相联系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实践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就是近40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关键路径

教学数字化转型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重要突破口。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包括课堂、课程和专业三个层面,是一个涉及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者要素及其功能,认为组织行动者的协同共生是转型的推力,个体行动者的数字能力是转型关键,物质范畴非人类行动者的联通共享是转型的支撑,意识范畴非人类行动者的文化重塑是转型的保障。基于“转译”原理,从动力激发、动力合成与动力保障三个阶段构建了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并从推动数据融通、强化产教融合能力、培育数字素养、培植数字文化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体两翼一擎”的职业院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

数智转型背景下教师主导作用的辩证思考

数智化转型为教育发展赋能,也引发对教师主导作用的当代思考。准确理解、科学把握教师应发挥的主导作用或中介作用是顺应时代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必要工作。基于中介思维和中介理论,该文从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政策支撑的中观层面和教师内驱力重塑的微观层面进行辩证思考,指出人类社会实践行为的根本变革是正确理解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条件,战略发展政策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支撑,教师充分利用条件发挥主导作用重塑教育是重要保障。

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

因受到特定的阶级意志、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技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利用人们在数字技术中所获得的自由、共享、便捷等情感体验,在数字化生产中制造劳动解放幻象。他们试图塑造技术主义观念以增进数字劳动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同时使后者在无意识中遭受数字资本的剥削与奴役。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实质在于为数字资本加剧对数字劳动者更加深入、广泛的剥削开辟道路,进而强化资本对劳动全方位的统治权力,也进一步激化了私有化与更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唯有准确识别和科学把握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表现、实质、危害等基础性问题,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虚假性,并最终落脚于现实的生产关系批判,才能明确数字时代人类意识形态的重塑进路。

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批判

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依据人的类本质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反而得以加深和蔓延: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丧失得更加彻底、工人的劳动更加失去自主性、虚我与本我关系倒置,乃至有可能导致人类主体性的全面消失。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改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资本与科技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能力。目前,在尚不能彻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扬弃”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和蔓延的异化现象,须采用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在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方面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等。

数字劳动中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扬弃

数字劳动异化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数字技术则构成了数字时代劳动异化和剩余价值剥削的社会基石。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内含的资本剥削逻辑加以探察,是回答这一时代之问的必由之路。总的来说,数字技术异化为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的手段,是加速和强化数字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而数字劳动异化也反过来加强了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应用。事实上,数字技术作为资本控制和奴役劳动者的工具,除了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以及劳动者本身的控制,数字资源圈占与数字垄断也成为资本强化其价值剥夺与权力主导地位的又一社会必然。虽然科学技术在应用中的反劳动面向对工人阶级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困境与苦难,但是科学技术同样可以作为解放人类的手段,为自由王国的建立和再生产提供条件。因此,从数字技术审思批判出发,建立健全数字劳动法律规范与数据财产分配体系、规范应用数字技术以限制平台垄断、弘扬先进文化和保障意识形态安全以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引导数字技术助力人类劳动解放,是扬弃数字劳动异化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途径。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生成的中介:法兰克福批判理论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是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中间环节。分析福克斯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福克斯在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进行重构的基础上,以“数字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如何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行微观分析—如何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逻辑理路,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劳动思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从法兰克福的“超距”偏移中又逐渐向马克思靠拢。

数字化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水平提高能促进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和融资约束是数字化发展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渠道;在小规模企业、非垄断行业和内陆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作用更强;提高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能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建议加大数字化发展力度,多措并举完善相关配套;充分考虑数字化发展特征,差异化制定实施战略;增强数字化发展关键要素改革,多维发力提高要素匹配。

数字劳工新形态的本质、异化与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呈现出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纳入“虚拟世界”,成为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呈现为弹性雇佣、游戏体验、情感劳动等新形式,表现出虚拟性、产消合一性、流动性、主动性等特点。数字劳工在享受时代便利、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数字资本与数字平台的全方位、更具隐蔽性的剥削。数字劳工陷入主体性危机,其社会交往和精神情感出现异化。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理论“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核心内容,具象化分析数字劳工的发展与异化,提出从国家、社会、平台多个层面出发,保障数字劳工的权益,助力数字劳工自由健康发展。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出场逻辑、内涵布展及其当代启示——兼论数字劳动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蕴含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理论,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成果。以出场逻辑、内涵布展及当代启示三维度展开分析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整体性阐发。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劳动这一新劳动形态逐渐涌现,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框架对数字劳动异化进行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劳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从以一般劳动为核心的机器劳动到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劳动,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处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域之中。劳动主体与劳动条件的分离构成生产性劳动的前提,只有带来数字资本增值的数字劳动才是真正的生产性劳动。数字商品是由数字劳动者基于互联网平台对由数字终端用户产生的数据原料进行价值提炼后所形成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数字资产。数字劳动本身通过释放数字劳动的创造力,能够创造出比自身数字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使数字资本能够通过占有他人的数字劳动来获得自身生产力的增长。数字劳动者是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就发生在数字商品的创造过程中,数字劳动是资本的剥削逻辑在虚拟数字空间的延展。因此,对数字劳动的探讨,仍需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借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与方法,确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本质与特征。

数字时代劳动的新形态:近年来关于数字劳动的综述与展望

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之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争的关系梳理,阐释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及发展理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梳理并探讨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数字资本剥削逻辑下剩余价值的形成及数字劳动对数字大众、数字零工等群体剥削的影响等,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明确数字劳动的深层本质。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还存在概念与范围界定模糊不清、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研究存在争议、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阐述较少、研究视角创新不足等问题。发展数字劳动理论,学界需进一步夯实数字劳动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视域融合,探索摆脱数字资本剥削与控制的现实路径。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整合与适应:巡游出租车司机的数字平台驯化实践

伴随着网络预约出行平台和传统巡游出租车的融合,数字平台成为一种外来技术开始进入巡游出租车司机的日常劳动过程。本研究基于驯化理论框架,对67位巡游出租车司机进行了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并对巡游出租车司机的3个社交群聊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探究了处于平台经济形态与传统工作状态交界处的司机群体对数字平台的驯化过程。研究发现,巡游出租车司机借助技术想象与意义建构勾连接入动机,调整工作时间与空间以完成技术的物质嵌入,通过知识共享与情感共鸣实现身份共同体的重塑。巡游出租车司机对数字平台的驯化实践呈现出技术融入生活过程中的整合与适应特征,是对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二元对立框架的回应与延展。

数字资本与剩余价值规律的新表现——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再阐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涌现的新价值源泉,数字资本是参与和支配数字劳动生产的新资本形态。从形式逻辑上看,数字资本是数字技术革命全方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态、商品形式、资本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全过程的综合性结果,作为数字资本价值载体的数字商品具有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三元辩证统一的价值结构。数字资本兼具作为智能化人工化生产要素形态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载体的二重属性,数字资本运动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数字生产和数字流通循环往复的持续运动,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复合叠加的双重运动过程。数字资本运动依然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数字资本运动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化数字大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数字异化程度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宿命做出了历史性铺垫。

数字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便是数字劳动,相比传统劳动,数字劳动的新特征使得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认定标准产生了争论,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过时。文章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考察和研究,发现数字劳动依然具有生产性、劳动性、物质性等特性,数字劳动与背后的资本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数字化时代并未失效。同时,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规则。

数字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力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的劳动新形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数字劳动及其内在逻辑仍具有较强的阐释力。数字劳动作为非物质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结合,其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数字资本主义遵循着与产业资本主义相同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劳资关系以数字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遵循着与产业资本相同的分离逻辑,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是资本逻辑从传统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拓展,遵循着与产业资本相同的空间拓展逻辑,是资本逐利性的必然结果。深刻阐释劳动的数字化转向对当今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考论

考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实为守正、深化及出新之必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和书信中含有大量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这些思想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生态批判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为逻辑主线,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维度展开,贯穿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包括人化自然观、自然界财富观、人与自然和谐观三个方面。深化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研究,应该回到文本、深耕细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整体把握、系统研究,并在研究中践行实践导向、知行合一、顺应时代的通俗表达。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批判

数字和资本的联袂重构了传统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使“数字劳动”成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领域。对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构建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认为“互联网产消者”创造数据商品的劳动就是数字劳动,广义上包含五种劳动形式和生产方式。福克斯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视野,对于我们认识数字劳动、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方法论上的不足导致其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存在误读,因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批判性地分析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廓清数字劳动的相关概念和范畴,深化数字时代对劳动新变化的认识。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是数字时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现有对数字劳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研究,存在“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不存在明确雇佣关系所以是非生产劳动”等错解和误读。研究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要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根本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揭示,生产劳动的含义具有理论决定性、客观确定性和自然必然性,界定生产劳动概念要运用物质规定性标准和社会生产关系标准,生产劳动时间的相对缩短和节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向。我国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含义是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少于自己消费的价值的、有益于社会的商品的数字劳动。要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各自功能及其内在关联,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