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汉代单耳三足罐研究

我国西北地区的一部分汉墓中随葬单耳三足罐,是一种实用器。本研究表明,汉代西北地区单耳三足罐的出现可能与汉代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内迁有关,是游牧民族和中原人群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文化现象在东汉中期以后随着使用者迁移到关中地区并完全融入中原文化而消失。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音符传情: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创作历程和传播效应

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形成具有充满活力、辐射力强劲的中华文化的前提。1941年,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依据藏地纪录片《西藏巡礼》、内地流传的西藏民歌和英文书籍中对西藏剑客的描写,并结合广东音乐中的“连环扣”,采用西方乐器小提琴,谱写了闻名于世的体现西藏人民顽强精神的音乐华章《西藏音诗》。自此,《西藏音诗》在全国各地演奏,成为媒体宣传热点,受到知识分子追捧,并被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定为固定演奏节目,逐渐受到全国群众的关注与喜爱。《西藏音诗》不仅是马思聪个人代表作,还是西藏同内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有效载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中华文化共同性,进而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此,学界应加大挖掘、整理、宣传西藏同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进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藏传佛教中汉乐遗存研究述要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窣堵波到中国式佛塔——汉唐时期新疆佛塔的演变

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其佛塔最初以印度窣堵波形制传入中亚,后进入新疆演变出各种佛塔样式,最终成为中国式佛塔的重要组成。通过对新疆佛塔样式进行对比分析,探寻影响因素,以求展现出新疆佛塔蕴含的多元文化特性,以及汉唐时期新疆佛教的大流行和中华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佛塔演变关系。

碑铭所见蒙元山西汉人达鲁花赤考略

达鲁花赤为蒙元时期特色职官,在地方行政和各级机构中具有极其广泛的权限。一般认为担任达鲁花赤者首选蒙古人,次为色目人,汉人不得担任此职。近年来学界已发现一些汉人担任达鲁花赤的记录,似乎打破了固有认识模式,但还停留在传世文献史料范围内讨论。蒙元时期的山西社会繁荣稳定,幸存至今的石刻文物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社会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重要参考。本文释读、梳理现存蒙元山西碑铭中出现的汉人达鲁花赤资料,考察其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为研究蒙元达鲁花赤制度、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新的线索和视角。本文认为蒙元时期的山西汉人达鲁花赤现象,是蒙元政权多重结构、互相制约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体现。

汉绣艺术对外文化传播交流展示研究

汉绣艺术是湖北省民间传统艺术,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随着中国全面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机器代替传统手工制作,而汉绣这种耗时久、需要人工刺绣、产量少的手工业逐渐与当前发展趋势相违背,加上各种文化的双重影响,汉绣艺术受到冲击,汉绣艺术文化传播面临巨大挑战。汉绣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加以传承和保护,让汉绣艺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得到弘扬。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

蒙古族书面创作主要包括用蒙古文、汉文和藏文等几种语言文字写成的作品。其中汉文创作的历史非常久远,是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受到儒学的明显影响。清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分清中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前后期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交流特点。具体表现为儒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对科举考试及儒家经典的记载与研究、在文学创作和文论中儒家思想的体现及教育思想等。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语言和颜色文化对蒙、汉大学生颜色认知的影响

以蒙古族和汉族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颜色相似性判断和颜色再认任务考察被试对黑、白、蓝、绿的认知。结果发现:(1)语言与颜色文化影响蒙、汉对黑、白、蓝、绿的认知,蒙古族对黑、白、蓝、绿的认知能力好于汉族;(2)语言和文化对颜色认知的影响既包括间接语言效应,又包括直接语言效应;(3)蒙、汉民族的颜色认知差异既与两个民族对颜色的不同隐喻与联想方式有关,也与两个民族的人格特点有关。整个研究表明,语言与颜色文化塑造了讲话者的颜色偏爱,颜色偏爱通过颜色隐喻、颜色联想和民族性格影响颜色认知。

论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

笔者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蒙古族音乐舞蹈、语言文字、统治者的爱好、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对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影响以及蒙古族杂剧家创作的贡献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蒙古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藏围棋是藏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形式、理论及技术与中国围棋相近,因而被纳入中国围棋的研究范围。藏围棋虽说流行于藏区,但其存在本身说明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及藏汉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体现出藏汉文化交融时形成的融合文化的特点。

楼兰壁画墓所见贵霜文化因素

2003年,楼兰地区首次发现大型壁画墓,立即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由于墓室东壁绘有"饮酒图",有学者认为表现的是粟特人饮酒场面,进而推断这是一座早期粟特人墓葬。本文通过对墓葬所含贵霜文化因素的详细分析,认为楼兰壁画墓实际上是一座侨居楼兰的中亚贵霜人的墓葬。

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对外往来交流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地域、文化、历史诸种因素之影响,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交流明显具有不同的方式、内容及程度;与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联系,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立体移殖型、辐射渗透型及远接互化型。

民族文化交流有限性浅析

民族文化交流只是一个概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各有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带有各自的局限性:涉及人口有限、涉及文化领域有限。但由于文化的完整性及系统性,能够使其他人口、其他文化组成部分发生适应性变化。由于参与交流民族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流向。教育通过对发展较快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借鉴,成为加速发展后进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展参差不齐的多民族社会追求共同繁荣的理论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