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生商”神话的阐释与重构

《诗经》中的“玄鸟生商”是上古感生神话,后世史学叙事和经学阐发莫不以此为始。随着时代的发展,“玄鸟生商”感生神话在文人儒士的阐释和改造下发生了观念与情节上的变化,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异,其中有今、古文经之不同,也有神话历史化、世俗化的影响。新的思想观念推动“玄鸟生商”神话产生了新的适应性,在儒士的反复阐释中获得新的意蕴,文化内涵也得到重构。

《庄子》文化背景新论

《庄子》的文化背景并不是目前各种文章和书籍所说的楚文化,而是独特的商宋文化。庄子的籍贯故里为宋国蒙邑,宋为殷商后裔之国,其文化渊源并世代嫡传的自然是殷商文化。宋人的遗民意识和历史境遇,便是异端思想和怪诞学说得以滋生的沃土腴壤。宋国又地处中原黄淮流域,处在当时东西南北的交会地带,这样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殷商文化为渊源,以姬周文化为依托,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并广泛接受周边多种文化之影响的与众不同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商宋文化。奇才庄子正是在商宋文化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中上下求索,四方采撷,得心应手,从而写就《庄子》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以“商宋文化”命名商丘地域文化问题分析——兼谈商丘地域文化的渊源与演变

关于商丘地域文化的称谓,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科学的文化命名。商丘是商部落的发源地、商朝的建立地和商业的发祥地,商文化是商丘最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时商丘是西周分封时宋国的受封地,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宋国文化是商丘在全国叫得响、人人共知的又一著名文化品牌,因此,用"商宋文化"来命名商丘的地方文化不仅恰如其分,又具有唯一性,是商丘地方文化的确切称谓。此外,宋国是以商朝后裔的身份和地位被分封的,在某种程度上,宋国是作为殷商文化的象征而存在的,但它又发展了殷商文化,商宋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扩而大之,整个商丘地域的历史文化,都可称之为商宋文化,它们都与商宋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商宋文化发展的源与流。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庄子》的文化背景

《庄子》一书独特个性的形成可以从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等方面找到答案。具体说来,商宋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宋国的悲剧命运和庄周家族的兴衰历史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庄子》产生的文化背景。

儒者与政:“国是”、“朋党”、“伪道学”——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例

"士大夫政治文化"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可以说是对两宋时代儒学从崛起到衰落的一个历史浓缩,其对两宋道学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定国是"出发,如何一步步分裂为"朋党",最后又如何被以"伪道学"的罪名清理出局之轨迹的详细辨析,充分揭示了传统政治体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根本弊端;而其对宋代政治格局中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各自特征的对比与分析,也深刻地揭示了儒学每每受挫于官僚集团的文化与社会心理根源。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商代出现过高度成熟的文学作品吗?今存《商颂》、《商书》是否商代诗文?为什么《诗经·大雅·文王》会要商族遗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强迫他们放弃的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吗?是否还必须放弃一大批与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文献、礼仪和传承文学呢?延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西周诗统何以会被战国散文所取代?庄文屈赋擅美当时并辉耀千古的特殊原因还有哪些未曾发现?假设文化是文学的母体,我们能从文化母体中窥见文学之子的某些体貌与性格吗?此法固非处处适用,但也并非处处相反,好处在于当我们看厌了文学的孤峰独树之时,偶尔放眼展望文化的群山林莽,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和收获。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从宋代茶诗看宋代的茶文化精神

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宋代士人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的精神浇灌出了宋代的茶文化,并在茶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从宋代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茶文化以俗为雅,以平常为道,茶饮生活成了宋代士人身心得以安顿的真实写照。

浅析商周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独立性——以宁镇地区青铜文化为例

江南地区的商周时期文化与先周青铜文化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本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相当高的水平,且与先周乃至于西周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江南宁镇地区是一个区域文化相对独立与发达的地区,同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文化有相当的交流。如这一地区这一时期有政权存在的话,则可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方国。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下)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论《楚辞》神话对夏商神话的接受与重构

《楚辞》神话是镶嵌于楚文化苍穹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价值取向,它不仅保存着楚人最初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特质,还呈现出南北文化同构相拟和彼此交融的特征。从《楚辞》中保存的具有神话学意义的六十余位神灵形象来看,这些神话故事大都取材于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诸国,尤其是夏商时期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或灵怪故事,为《楚辞》神话提供了最为原始的材料。从民族志视阈而言,楚地主流文化与夏商文化密不可分,楚文化创造性地保存了儒家思想洗礼前的夏商原始巫文化,《楚辞》神话所记录、书写或改造过的夏商神话传说,便以原始神话、活态神话以及变形神话等多种形式烙印于楚人的心灵深处,并在楚地巫风淫祀的浸润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楚辞》神话接受并重构了夏商神话传说。

长江文学的一个样板——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楚辞的生成与传播

战国后期楚国作家屈原、宋玉等人的创作,获得了长江中游地区地理物候、楚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助力,楚辞也因此而生成。文以人传。其后"楚人""传教"屈赋,楚辞又随"楚人"东迁,在战国末年至西汉前期传播于江淮间以及长江下游的大江两岸,并在汉武帝时期走向朝廷。在西汉中后期,楚辞又溯江而上,在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传播;而西汉末年杨雄的《反离骚》,因其"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成为长江文学的最上端之作。由此,从战国后期至于整个西汉时期的楚辞的生成与传播,扩展绵延到万里长江全流域,提供了长江文学形态的一个最早的经典样板。

河南新郑市华阳城遗址的调查简报

2010年7～11月,为配合郑新快速通道项目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商代二里岗期及晚商等多个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基本自成序列,丰富补充了华阳城遗址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国语.郑语》等文献记载,郑武公东迁灭掉虢、郐、华等,建立郑国。特别是仰韶、商代的遗存面积大且较为丰富,处于遗址的城南沟两岸及郭店村东北部,为探寻"古华国"提供了新线索。

湖南沅陵老爷台、高坪、木马岭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1991~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五强溪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抢救性地发掘了老爷台、高坪、木马岭三处遗址。其中,老爷台、高坪遗址的时代分别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和商代早期。木马岭遗址发掘墓葬1座,时代在南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