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寨地权习惯法的演进及其现实意义探析——基于滇中北部地区武定县S村的考察

武定S村为古老的彝族村落,对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和村公共用地的使用权习惯规则,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土地权利习惯规则,既有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影响,又具鲜明的区域特点,对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土地利用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中,其传统的土地权利习惯规则历经发展与变迁,仍然保留了一些较有特色的习惯。通过总结这些土地使用的习惯内涵与特点,探讨其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功能,对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视域下湘西少数民族的制度性生态民俗

制度性生态民俗是指以制度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民俗,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相对于普通生态民俗而言,具有规范性、补充性和调整性等典型特征。以调整对象和规制目的为依据,可将湘西的制度性生态民俗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主要调整“人-神”关系的自然禁忌型生态民俗,如苗族的枫树禁忌民俗;二是主要调整“民-民”关系的村民公约型生态民俗,如禁止越界砍伐林木的苗族榔规;三是主要调整“人-天(自然)”关系的技术规则型生态民俗,如侗族的“林粮间作”民俗。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增强对制度性生态民俗的文化自觉,推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依法治藏背景下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探析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很长一段时期在维系西藏社会秩序稳定、解决民众纠纷、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以及部分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理性的法律观念阻碍了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在依法治藏背景下,如果能对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藏传佛教文化进行合理引导,对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习惯法进行调处,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进行吸收和利用,让古老的传统法律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则能够促进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为西藏社会发展服务,有利于依法治藏的顺利推进。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及其应对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关系紧密。有效发挥民族习惯法的作用,离不开对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在民族法治、良法善治、文化更新等要求下,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势在必行。少数民族习惯法面临的人治文化束缚、法治文化欠缺、相对独立性与价值问题,阻碍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以民族自治、合法化、价值与思维规范为路径,能有效应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

清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本土话语研究

清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开辟新疆”政策的施行与汉文化法律精神的传入,影响改变了当地传统社会生活风貌,并形成了以“石碑”“契约”“古歌”为主要形式的习惯法文化。习惯法在调整当地社会秩序、林木交易与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蕴含了如“禁”“议”“明”“落”“中”“公”等本土话语,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诚信”“中庸”思想相映,亦与现代法学理论中的“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程序正义”理念相合。这些深藏在少数民族传统智慧中的本土话语,展现了我国多民族法律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它为当代中国法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本土资源与历史基因。

基层党组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和推动着其的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的关键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如何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是我们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而立足于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尊重,合理科学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实现基层党组织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创新路径。

论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保护水资源习惯法

西南山地虽然降水量十分丰富,但由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特性,使得地表水难以储存,再加上人为的滥用和破坏,从而令该地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令人欣慰的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一套丰富的保护水资源的习惯法,使得他们能有效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保护了脆弱的生态系统。这些习惯法包含对水资源的自然崇拜、保护水源、合理使用和管理水资源等内容。因此,在保护西南山地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总结继承少数民族保护水资源习惯法,发掘和吸收其所蕴涵的巨大价值和潜能,为国家相关环境立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中国少数民族环境保护习惯法简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习惯法,而在这些民族习惯法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与环境保护有关。本文首先界定了"少数民族环境保护习惯法"的概念,接着从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环境保护习惯法入手,对我国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哈尼族传统林业知识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分析

以哈尼族聚居区的森林为研究对象揭示哈尼族传统林业知识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原因。通过野外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哈尼族拥有丰富的传统林业知识,其聚居区周边的神林、私有承包林和退耕还林地在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种林地乔木物种丰富度以及Marglef指数、Glea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等一致表现出私有承包林>神林>退耕还林地的趋势,显著水平均达到F0.01。私有承包林拥有最高的乔木物种多样性,神林保留了更多的本地树种,并成为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而退耕还林地则面临树种高度单一化和紫茎泽兰入侵的威胁。结合生态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认为:当地哈尼族传统林业知识中宗教文化、习惯法和传统林业管理是造成森林群落结构和乔木物种多样性差异的主要因素,对林地进行功能划分、权属确定和差异化利用的传统林业管理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地方社区传统林业知识与林业改革的融合可能成为促进哈尼族社区林业发展的新途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消亡,遭到毁弃、随意滥用和过度开发。法律作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执法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以致法律保护还不能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十九世纪末地方法律实践状况考——一块碑文透出的历史信息

通过对一爿在四川省茂县羌区发现的不为人知的清末石碑进行考证 ,运用法律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详加分析 ,揭示了在十九世纪末地方法律实践状况中存在的法律多元与文化互动的历史现象 ,同时指出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二元并存格局以及二者间相互交融、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的关系模式 ,既构建了民间的社会秩序 ,又构成了我国法律传统的一个切面 。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民族习惯法

社会治理要求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这必然需要多种社会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民族习惯法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和实践合理性。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参与协商、民意认同、灵活变通、成本低廉等优势,但在社会治理中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必须引导习惯法自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2-2005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表明,法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出价值呼唤和法条注释的初级阶段,日益摆脱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依附,脱离单纯的法制浪漫主义情结,开始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中找寻法律秩序的本土资源,读解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文化意义,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间法研究不仅拓宽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视域,而且其对社会学、人类学、诠释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更为法学研究带来清新的学术风气。本研究报告通过对民间法研究成果的综述,追溯这一学术研究动向的发生过程,回顾和总结其中主要的学术热点,评述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学术贡献。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与现状

少数民族习惯法发挥作用的鼎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成立前。后来,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和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族习惯法已经逐步被国家制定法所取代,丧失了以前的强大功能。我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习惯法的历史状态,当前存在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社会各界对民族习惯法的态度,以及民族习惯法的未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企图揭示民族习惯法在国家制定法的强大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及前景。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或者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是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和补充农村承包地调整的必要前提。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自身的缺陷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承包地调整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适当介入农村承包地调整可以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及互补

侗款文化是我国侗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侗款文化的核心侗款在本质上是民间法、习惯法,能够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侗族款文化虽然包含了很多积极因子,但是由于民间法、习惯法本身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两者之间存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一切表征。当然,这种冲突与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如果能够有效地化解两者的矛盾冲突,则能够进一步发挥侗族款文化的积极意义,与现代法治形成互补作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