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传统手工艺作坊发轫与传承选择——以福州沈绍安家族为例

清末以降,蓬勃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行业与沈氏家族中兴息息相关。本文从沈绍安发端之经过,引发并重点探讨以其及子孙三代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家族行业代际选择,对家族技艺的传承和家业的继承有着缜密的布局。研究视角将竭力还原传统社会语境,以福州沈绍安家族入手,考察该家族发轫及代际优劣。从而,推断其传承选择符合当时社会规律的逻辑性与自然性。

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

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

直系组家庭视角下家庭养老资源供需缺口评价与风险人群识别研究

以往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研究,大都基于同住子女的视角,缺乏从直系组家庭的视角将非同住子女的养老支持也考虑进来。本研究基于血缘关系而非居住方式,站在直系组家庭视角,使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供给与需求出发,借鉴国内外老年人综合评估方面的计分处理方法,通过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相应的计算出老年人的养老资源需求指数;基于当前子女的养老资源供给水平和每一个子女瞻养父代的意愿、条件和能力,构建未来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指数;最终构建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缺口指数。结果显示我国有20.55%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养老存在总供给缺口、高达77.45%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存在缺口、48.25%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生活照护存在缺口、24.83%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精神慰藉存在缺口。使用多因素归对风险人群进行识别,发现不同老年人家庭在生活照护、精神慰藉、经济支持缺口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但高龄、低受教育程度、子女受教育程较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存在养老资源总供给缺口的风险最大。

“闺女家”的出现:女儿与娘家亲密关系的转型

“闺女家”是指以出嫁女儿为中心的直系组家庭,在女儿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女儿与娘家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以“心意”为基础的相扶相依之上,心心相系是两代人共同的期待。“闺女家”的出现是女儿与其父母积极建构的结果,体现了女性个体作为女儿在代际关系中和作为妻子在夫妻关系中两重主体性的上升,但这是女性通过“对自我要求加码”的方式来实现的。“闺女家”呈现出女儿与娘家父母关系的新变化,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新挑战。“闺女家”处于女儿与娘家关系转型中的“阈限阶段”,女儿与其父母由此得以在家庭实践中获得更多协商与行动的空间,但同时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也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略论殷墟王陵制度的形成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甲骨金文,均反映出晚商时期有一个嫡庶观念逐渐加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不断突出王墓的作法是一致的。两个方面均反映出晚商王权的逐步加强以及父死子继王位传承制度的逐渐巩固与最终确立。西北岗王陵西区是比较纯粹的王陵区,但东区埋葬的人员较为复杂,只能看作是一处高等级王室墓地。西北岗王陵区可能开启于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并可能一开始就大致划定兆域界限。武丁在位时期可能对王陵制度作过重大调整,即西区只葬殷王,其他成员只能葬在王陵东区、小屯宫殿宗庙区西南部墓地以及后岗西区墓地等处。殷王陵不奉行夫妻并穴合葬,王与后分处。但王陵东区有异姓陪葬的现象。殷王陵区有象征国家政权的一面,与殷墟其他普通族墓地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