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辩经式教学法联合案例教学法在西医院校中医学实践的应用

目的探讨辩经式教学法联合案例教学法(CBL)对西医院校学生中医实践教学质量和学习兴趣的影响,为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新的教学方法和思路。方法于2021年3月选择西安交通大学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260名,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130名与对照组130名,在中医脏腑辨证实践教学中,实验组采用辩经式教学法联合CBL,对照组采用传统中医实践教学授课法。比较2组学生脏腑辨证理论和病例实践考核的结果,以及对中医脏腑辨证的学习兴趣。结果实验组学生的脏腑辨证理论成绩为(31.29±2.89)分、病例实践成绩为(52.33±5.01)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学生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辩经式教学法联合CBL明显提升了中医实践教学质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长了学生的中医学知识,这样的方法值得推广和应用。

清末民初汉语文言与白话“二言”现象论

清末民初汉语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两种语言通行,文言文处于主体地位,白话则越来越成熟,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则有很多中间形态比如半文半白、浅近文言文,即“近代汉语”。语言是思想的深层基础,文言文特别适合表达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国语”表达现代思想则准确而有效,清末民初汉语“二言”现象是近代思想文化活跃的表象也是原因。在思想的层面上,近代汉语及其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在宋之后的状况和发展变化。汉语在清末民初时期越来越趋向以白话为主以文言为辅的局面,并最终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型为现代汉语。清末民初汉语在构成上非常复杂,白话与文言共生,既矛盾冲突又和谐互补,表面上“混乱”,其实是多元、包容、张力、丰富、复杂、生机以及多种可能性的表现,“混乱”其实是这一时期社会上思想文化活跃的深层原因。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通俗的文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茅盾的《红楼梦》语言研究说开去

茅盾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小说语言一般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文字大都用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的观点,应引起学界重视。深入阐释和研究“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对于认知两千余年间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化规律,探究通俗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理解古代文言与现代白话,以及当下现代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文言等问题,颇有启示,可为学界一直争论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我们应持更加开阔和包容的理念,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产物,也都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到不同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

晚清与“五四”“废文言论”考释

现代社会有效率优先的原则,不可能平行使用两种书面语,白话文运动本质上应当是文言、白话的生死之争,因而文言的废存是这个运动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受时代环境的限制,晚清知识者虽然提出了“废文言崇白话”的口号,但只是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并未撬动文言的根基。到了“五四”时期,胡适是从晚清改革者止步之处起步,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诗歌中的语言问题。他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贡献不仅是他提出了废文言的口号,更重要的是他成功颠倒了人们对文言与白话的认识,认定即便在诗歌中,白话也有优于文言的价值,为废文言提供了坚实的逻辑依据。事实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宗旨不是以白话为正宗,而是对文言的整体废弃。“五四”以来,有关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虽已相当丰厚,但离开对“废文言”这个宗旨的讨论,就很难理清这个运动的内在逻辑。

胡适语文教育哲学的树人之维

语文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发挥着关键作用。“五四”时期是众先哲致力于开启民智、谋求立人的时代,深入开掘其代表人物胡适语文教育哲学中的树人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适语文教育树人思想由三个核心命题构成,即语文教育目的论、语文教育方式论和语文教育教材论。胡适语文教育树人思想主要包括:语文教育重在塑造自由人格、独立思想和科学精神相浑融的新人;语文教育需在道德关怀和民主文化中立人;语文教育应以白话文为教材,立言立人;语文教育应以文言文为教材,以文化人。

中英文测试材料对正常青年人可接受噪声级影响的研究

目的用难易程度不同的中文测试材料和英文测试材料进行可接受噪声级(acceptable noise level,ANL)测试,探讨不同测试材料对ANL测试的影响,为汉语普通话测试材料的研发提供参考。方法编制出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对54例听力正常青年人进行ANL测试,分别获得最舒适响度级(most comfortable loudness,MCL)和最大背景噪声级(background noise level,BNL),根据ANL=MCL-BNL计算出ANL值,对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ANL相关性,MCL、BNL与ANL的相关性及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与英文ANL的相关性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汉语普通话白话文、文言文和英文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分别为2.61±3.65、1.85±3.69、0.31±3.71dB,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文言文与英文的ANL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均为P<0.05);但三者间ANL值的差值仅为0.76、2.3和1.54dB,均<3dB,无临床意义。白话文与文言文、白话文与英文和文言文与英文测试材料测得的ANL值均呈现明显的相关趋势,r值分别为0.83、0.81和0.86(P<0.05)。三种测试材料测得的MCL与ANL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11、-0.07和-0.08(均为P>0.05),BNL和ANL均存在负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61、-0.54和-0.56(均为P<0.05)。英语理解能力、英语表达能力与英文ANL值均无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04和-0.03(均为P>0.05)。结论汉语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对ANL值无影响;中文和英文测试材料对ANL值也无影响;受试者对英文的熟悉程度与ANL值无相关性;受试者接受背景噪声的能力越强,其ANL值越小;编制标准的汉语普通话ANL测试材料时需谨慎考虑测试材料的难易程度。

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

汉语文白的转型适应了表达现代思想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为构建现代汉语奠定了基础。文白的转型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含着价值观念的更新,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汉语自身发展的趋势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导致了汉语文白的转型。

孟子的“明心论”与荀子的“博学论”的比较

孟子和荀子都尊崇孔子,二者都从孔子那里寻找知识和道德资源,并根据不同的理解形成各自的教学思想和观点。二者的分歧源自前者尊"德"而后者主"知",首先表现为人性论的不同解释,然后由人性论的不同解释演绎出二者不同的教学主张。孟子假设人性"善",主张"明心论",较注重德性修养,重视"思"、"行"和"自然之教";荀子假设人性"恶",主张"博学论",较注重知识学习,重视"学"、"知"和"人为之教"。

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

汉语词汇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至于为什么变,怎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大致上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共存与整合融和。汉语的文白转型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

近现代文白之争及其反思

近现代的文白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就语言发展的方向来看,近代文白之争的对错是容易判定的;而就其所牵涉到的文化、民族传统和语言内部的矛盾运动等方面看,其对错又不是截然分明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运动中的革新与守旧两派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此事因缘于清季以来史料与史学的区分,并由民国时期史料与史观的纷争而日益凸显。文言改白话,造成著史和读史时引文与行文的进一步分离,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更加隔膜。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论关系经过持续争论,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响,治史日渐重视说理,相对忽视叙事,举证为据的办法,往往脱离材料的时空位置及联系,用后出外来的架构系统条理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认识当成历史的事实。应当努力从倾听历史的原声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视引文行文为一体,呈现历史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

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既有各地言与言(口语与口语)的歧异,又有古今言与文(口语与书面语)的歧异。秦汉后不断增加的方俗口语成分逐步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而并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白话。古白话由微而显,吸收了文言、口语和方言中大量有生命的语言成分,大致经历了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中夹白期、唐宋元的半文半白期和明清的文白此消彼长期,总倾向是向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使用的通语靠拢,终由以文为主到以白为主,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而取代文言文形成了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由东周洛邑语演变为现代汉语既有文白的古今演变,又有南北方言与通语的相融互补,不仅是汉语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由实录口语到主动立意以白话撰述更蕴含有人们的价值取向。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晚清民初:鲁迅汉语实践的“四重奏”

晚清民初,鲁迅的汉语实践表现为"四重奏"。《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准白话译述,初步显示鲁迅把握白话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白话与文言、汉语欧化的纠结。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域外小说集》中文言短篇的翻译,使得鲁迅形成"语言之伪"的观念。短篇小说《怀旧》的创作以及他的文言书写,表明鲁迅操控文言的自如状态,同时也表明白话在文言中的发芽。辑录校勘古籍,提升鲁迅精确地把握汉字韧性的能力,还影响着鲁迅后来文本形态的结构。这些语言实践,为鲁迅创作白话小说准备了必需的东西。

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

在言文合一过程中,胡适等人的倡导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仅是"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在古今语言文白演变临界点上,至少有"六路军马"发挥了大小不等的作用:一是一千多年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活水源流;二是19、20世纪之交的白话报刊与演说潮的推助;三是晚清以降多种拼音文字方案与"引南就北"的国语统一运动的促成;四是当时政府发布教科书由文言改为语体文的政令;五是教会白话《圣经》的翻译及其文学因素的可参照性;六是《新青年》的大力倡导及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著译对新的词汇与精密语法的输入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切汇流成一个演变的临界点,使现代白话文基本定型。

语言接触与汉语文白转型探论

汉语的文白转型既是自身发展的趋势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接触的影响和推动。南染吴越与北杂夷虏的语言接触客观上使白话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沟通的应用语体,推动了汉语文白此消彼长的转化。汉语与印欧语言及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导致了汉语的两次欧化,尤其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欧化可以说是文白转型的一个重要外因,促成了汉语文白消长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及其经典化问题

1920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北平主编的《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收录了二十篇新文学作品,即沈仲九写的一篇小说、刘半农等人写的三篇小品文、胡适写的一篇传记文学、梁启超等人写的六篇杂文、梁启超等人写的九篇随笔。经认真考辨,它们是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21世纪,梁启超的三篇作品重新出现在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中。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即其经典化过程。这二十篇新文学作品经人们近百年时间的筛选后,虽然只有梁启超的三篇作品流传下来,成为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但它们经教育界认可和传播后,在确立新文学合法地位、开启新文学经典化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