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下)

也许正是洞察到张君劢论点中的这些缺陷,科学派当即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针对张君劢鼓吹孔孟朱王注重内心修养形成的精神文明以及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丁文江径直反诘道:"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实际,不肯睁开眼睛看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52]针对张君劢的寡均贫安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寡到什么程度,贫到什么田地,君劢研究过没有?那一年北方遭旱灾,没有饭吃的人有二千万人:卖儿女的也有,吃人肉的也有.

“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追求

20世纪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引导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已真正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正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基本潮流并存的境地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充满特殊矛盾的视野下进行文化选择。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美的三个层次:张竞生乌托邦建构中的美学内涵

从思想史的脉络,结合张竞生1920年代提出的乌托邦理念,才能理解张竞生的美学思想。张竞生的乌托邦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中。前者主要谈构建乌托邦的理念与方法,后者主要讨论建构后的乌托邦社会组织及生活形式。从美的思想辨析来看,两者兼而有之,但前者更能体现思想史的痕迹。《美的人生观》不仅对美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人生观问题也进行了系统回答。而对人生观问题的回答,则是对1920年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科玄论争的积极回应。该书不仅在认识人生观的方法上推进了科玄论争,而且在人生观的目的和方向上建构了一套方案,实质性推进了科玄论争。在此基础之上,张竞生的美学思想显示出其独特性。从认识方法来说,美不是与科学、哲学等认识方法相互平行的方法,而是包括并超越了科学、哲学方法的艺术方法。从美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融合角度来说,张竞生的美学既有可以完全实践的物质框架,同时亦有对其物化可能潜在抵抗的精神层面。而从人生目的来看,美变成一种最终极的理念,超越了真善。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也是其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重要尝试。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的政策主张、组织行为、基本格局和时代意义等问题,不仅是深化“科玄论战”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思想起源,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研究等,皆具有重要意义。

从存在与方法维度看“科玄论战”中的情感问题

情感是"科玄论战"中参战各方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具体展开为:情感在人的存在中居于何种地位,情感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世界、人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构成,情感是否可以作为通达有情世界及有情之人的方法。这些讨论从存在与方法等层面丰富、深化了我们对情感本质和意义的思考。

对“科玄论战”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科玄论战",科学派与玄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学是否已经"破产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中国出路问题。根据"科玄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焦点问题不难看出,"科玄论战"的性质主要是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论战在中国的翻版,是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一场观点冲突。要彻底解决这种冲突和论争,只能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会通和兼容互补。

“科玄论战”再思考:人生观教育问题的争论与现代反思

作为近代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以启迪青年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体系为最终目的,探讨了科学人生观构架及培育中的"自由"与"因果"、"价值"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四对基本矛盾;论述了科学人生观的宏观框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科学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解决人生观教育现代性矛盾的逻辑起点。

“科玄论战”新探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思想交锋,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简称“科玄论战”。笔者站在科学长足进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试图对上个世纪的“科玄论战”重新审议,以科学派与玄学派论战的焦点(即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为中心,对人生观与科学的涵义、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及“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分别作了探讨。

从“科玄论战”看20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发展

"科玄论战",是文化界在新文化时期关于哲学与科学最激烈的一场论战,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文化事件。在这场论战中,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文化思潮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碰撞。分析"科玄论战"的起因及主要观点,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居上风的社会因素——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分析与印证

对"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或主要论点的正确性探因,就为用SSK视角研究论战提供了可行性;在SSK的视角下,社会对科学的普遍推崇、论战中策略的运用都是决定论战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渗透,使论战中存在着浓厚的社会因素。SSK视角下的"科玄论战",所给予的一个直接启示或许是:社会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虽然是直接的,但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可因推崇一方而压制另一方;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创新发展;对科学的认识应有客观的态度,不可因社会发展处于特殊时期就夸大科学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

“科玄论战”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新启示

"科玄论战"使科学的至尊地位进一步增强,传统儒学的地位日趋衰落。今天从"权力的转移"视角对论战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析,可以为当代提供一些新的启迪和警示:权力可以促进知识生产,但真正的知识不是靠权力生产出来的;社会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宜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知识与权力相互蕴含但不等同,混淆两者关系不仅会带来学术、权力腐败,而且会影响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宣传,严重时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复杂性

梁启超是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实际精神领袖,他设置了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立论基础和主要议题,并引导所谓的"文化保守阵营"通过科玄论战聚合起来。"文化保守阵营"在科玄论战中确实有相当一致的论述,他们都反对机械的人生观,主张建立兼具人文精神和宗教关怀的人生观;都反对惟科学主义;都反感主流派构建的话语霸权,由此形成了"文化保守阵营"对主流派的制衡,在反思现代性视角下,这种制衡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梁启超、梁漱溟、学衡派在西学根据、中学资源、思维方式上也存在许多歧异,这充分显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阵营"的内部复杂性。

科玄论战的编史学考察及当代启示——致敬科玄论战100周年

百年前科玄论战所论及的主题具有深刻的哲理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百年来思想界对论战的解读和评价随时代需要的转换在不断翻新。论战爆发至建国前,将论战解读为救亡图存的古今中西文化道路选择交锋,肯定科学派、批判玄学派是主流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论战研究出现泛政治化倾向,将论战解读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混战,抽象否定科玄两派是主流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界开始将论战解读为求解现代性内部问题的思想碰撞,玄学派观点和论战结果得以重新审视。面对论战所遗留的难题,要加强对论战的大历史观研究,推进科学与人文融合发展,以学术和政治的和谐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